7日上午，南方都市报以“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参加高考曝光跨省团伙”为题报道了有团伙组织在江西实施高考替考事件。报道称替考人员中有多人是湖北多所知名高校大学生。而教育部回应称，已责成江西省教育厅和省教育考试院迅速调查核实情况，并请公安部指导有关地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6月8日《长沙晚报》）

　　高考替考已非新闻。从2008年甘肃天水集体冒名替考，再到去年河南查处的大规模考场弊案，可以说，近些年高考出现的类似丑闻其实已经够多。从舆论反映来看，这次江西替考案报道有两个不同点：其一，为揭弊案，记者卧底进入考场，亲自参考。其二，丑闻被曝出时，高考仍在进行。也正因为围观角度多元，此事在舆论场里的议论热度至今未减。

　　其实，为了防住高考替考等舞弊行为，有关部门这些年真没少费心思。比如，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电子检测、信号屏蔽等技术手段就已经运用到高考之中。有些地区甚至还实施了监考员随机编排抽签等制度。就拿江西来说，2013年当地就已经开始实施“考生除准考证、身份证外，禁止携带任何考试用品进入考场，全省统一的考试专用文具将由考务人员提前放到考生座位上”的规定。

　　但现实表明，即便监考硬件设施在升级，替考这样的恶性作弊行为却不一定能被有效“狙击”。此次江西高考替考事件就是例证。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所以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替考，涉案人员当时如何进行替考操作，我们尚不得而知。但从目前的信息来看，这起替考事件与以往的替考行为有三个类似点：一是替考人员是在校大学生；二是跨省替考；三是有组织有预谋，且分工非常明晰。

　　而从以往的替考行为来看，我们一般可以发现一个“产业链条”。这条产业链不仅存在巨大的金钱诱惑，而且往往会涉及公职人员参与。比如，据《南方周末》报道，2012年的替考行情是，“在河南，要将一个替考者平安送入考场，雇主最少都需要付出10万元。其中，中介要抽成约2万元，考场当地的监考方拿到约2万元，5万元左右都得用于打通招办里的人，而‘枪手’仅拿到1万左右。”2008年甘肃天水替考案案发后，甘肃、山东两地公安、教育等系统近50人被依法逮捕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去年的河南考场舞弊案也有不少公职人员落水。在这次江西替考事件中，当地教育、公安系统是否存在内鬼，是否存在“保护伞”，无疑值得关注。

　　毫无疑问，高考总会引起全社会定时关注。人们在关注青春，更在关注社会底线式公平。因为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它牵系个体前行之力。而今，2015年高考已处于完成时，我们有必要对高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盘打捞。比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高考舞弊的组织者，一般会按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等进行刑事追究，但惩戒力度仍然偏弱。并且，作弊替考者的行为并不触犯刑法，一般只会按行政违法处理。然而，高考作弊这种行为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如果作弊者的违规成本过低，就可能让有些人心存侥幸。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尽快让作弊入刑进入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