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河南大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副校长亲自为本校退休讲师常萍颁发副教授聘书，并延请她继续为本科生授课。据悉，常萍专注一线教学工作30余年，备受学生欢迎，却实行“三不主义”，从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直至今日，她才得到“迟来的认可”，以退休之身获聘副教授，这不禁让人感慨万分。

　　就在近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爆出青年教师因职称晋升受阻而掌掴院长的全武行，让人大跌眼镜。这起风波，暴露了国内高校教师管理体制的弊端。如今国内很多高校实行聘期、收入与职称挂钩的聘用体制，教师在规定年限内不能出学术成果，评不上更高一级职称，就有可能丢饭碗。打破“铁饭碗”看似没什么错，但过于刚性的学术评价指标，却可能让青年教师急于出成果，难以静心研究。

　　这还只是其一。从常萍的事例则可看出，这一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体系，还可能让专注于教学的教师身处劣势，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虽说常萍的教学水平为她赢得了良好口碑，课堂经常爆满，有人驱车数百里只为听她一节课，然而由于没有顺应现行高校体制，她直至退休仍只是讲师。事实上，高校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研究型院校，一种是应用型院校。只是国内多数是综合型院校，从事科研的教师要从事教学工作，而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也要进行学术研究，所以界限也就不那么分明。搞学术研究、写论文是为人类知识进步“添砖加瓦”，自应得到礼遇。但这并不是说，从事知识传播的教学工作就不重要。把重心放在教学的高校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不仅传播了知识，也是为学术进步奠定人才基础。照道理，对这些一线教学工作者，也应量体裁衣，出台与之相适应的一套评价体系。至少应区别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职称和经济补贴。

　　这套高校管理体制还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拿得到科研项目，或专心搞学术研究的人，不屑于上讲台授课，或潦草应付了事；而那些因外语水平有限或无力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则不得不屈尊于高校体制的底层。不止高校，在其他行业也多少有类似职称与实际水平不符的情形。如医院里的医生，哪怕水平再高，或者不愿在职称上有所求，也必须捏着鼻子写学术论文，否则收入会相差许多。更可笑的是，连小学教师都要一板一眼地写论文、评职称。这些问题，皆因相关管理和评价体制过于僵化所致。从实践经验看，确实有些人不擅于搞学术研究，而有些人又不愿意把时间过多耗费在课堂上。今后，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对学术型与应用型高校进行区分化发展。那么，对常萍这样的好老师，应有相应制度安排，而不必等退休才给她一场迟来的“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