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在政协第十二届广州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教育界别委员分组讨论中，政协委员、广州执信中学校长何勇校长称，国家二孩政策公布后，今年广州很多中小学可能面临没有老师上课的情况。据统计，目前广州中小学男女教师比例大多数2：8.在女教师占近90%的学校，有七成适龄女教师，她们均有生育意愿。不少校长委员表示“真是愁死人啊！”（2月1日《羊城晚报》）

　　在广州的很多中小学学校中，男女老师比例一般为2：8，少数师资性别比例相对平衡的学校，能达到4：6，但也有学校甚至接近1：9.过去，受一孩生育政策的限制，女教师为了保住工作，只生育一个孩子。理论上讲，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确可能出现育龄年龄以内的适龄女教师，都在政策放开的第一年选择生育二孩，这样一来，其所在学校将出现显著的师资缺额，不排除相当多数班级“没有老师上课”变成现实。

　　据了解，广州的这些学校之中，适龄女教师均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这个意愿显然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此前，国家计生主管部门在单独二孩政策颁布前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与该政策颁布后实际增加生育数量形成了鲜明反差，表明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还面临育儿成本过高、育儿预期压力过大等诸多障碍。全面二孩政策颁布时，国内各地媒体也都开展过相应的深入调查报道，了解到相当多数城乡居民普遍存在“想生（二孩）而不敢生”的心态。尽管，国家计生主管部门表态将对此颁行激励和保障政策，但与民众愿望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可以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际转化率短期内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广州的中小学，以及部分高校之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适龄女教师，究竟会有多少选择生育二孩，又有多少会在2016年、2017年生下第二个孩子，目前尚难判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适龄女教师的二孩生育意愿，不会全部转化，住房、育儿成本、工作压力导致的难以兼顾对两个孩子的养育照顾等顾虑，都将显著对冲二孩生育意愿。

　　二孩生育意愿的转化率难以确定，难以做出一个相对确切的评估，这实际上意味着更高的不确定性，学校校长也好，教育部门也好，抑或学生家长，都会感到不知所措。依照国家法律，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都不能干预合法生育，但“可能会生”成为前提，学校和教育部门该如何填补不确定缺额人数、缺额周期的中小学教学岗位呢？

　　依照适龄女教师人数引进补充师资，这就将全面二孩政策对学校教学管理的影响降到最低，但如果适龄女教师的生育意愿转化率很低，就意味着学校因此多出了很多教师，纵然因此降低了每名教师的工作压力，却会因为影响个人绩效和收入而引发抵制。

　　反过来，如果补充师资引进较少，或根本不增加引进师资（由其他在岗教师代班），如果某所、部分学校的适龄女教师的生意意愿转化率很高，且重叠在这两年，维持现有的教学管理秩序就将变得十分困难，代班教师的压力也会很大。

　　笔者认为，适龄女教师“可能会生”前提下，学校和教育部门要应对带有较强不确定性的师资缺额问题，应当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要根据各校现有师资配备，特别是每名教师的实际工作负担情况，兼顾未来趋向于小班教学、互联网平台“慕课”等因素，为本已面临师资紧张的学校增加教师编制。

　　另一方面，可以采纳执信中学校长何勇有关建立教师（后备）库的建议，在此基础上给予改进。建立以各区为单位的教师后备库，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新毕业大学生加入，利用互联网“慕课”等平台对后备教师进行知识更新、教法提升等培训，使之能够满足各校师资缺额的代班需求——即便各校师资缺额人数少于预期（教师后备库人数多于实际需求），也可让符合要求的后备教师参与“慕课”课程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