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7日，河南大学内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引发社会关注。退休3个月后，教师常萍被学校返聘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授课。在此前32年的教学生涯中，常萍的职称一直都只是讲师，河南大学也从未为某一位教授单独举办过聘任仪式。上过常萍古代文学课的学生大多会被她震撼：知识渊博、语言精彩且诗意，而她授课时的激情澎湃，专注投入更是鲜有老师可比。（2月15日《北京青年报》）

　　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老师很忙，但肯定不是跟学生忙，也不是准备教案忙，而是写论文忙，写专著忙。因为老师很忙，所以一些老师上课的质量，的确不敢恭维。

　　如此现实，置于“重科研、轻教学”的现实语境下，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人皆有趋利避害性，什么行为对自己最有利，什么决策对自己未来最好，那么其便会倾向于做出什么选择。当忙于写论文的预期成效高于忙于上好课的预期成效时，一些老师不再重视教学便不足为奇。

　　大环境如此，“口碑教授”常萍的出现，的确是一个另类，但也是一个传奇。比如，在学生眼中，她很有本事，讲李白，仿佛她就是李白，激情万丈、潇洒狂放；讲王维，仿佛她就是王维，宁静淡远、通透旷达……虽然讲课很好，但她却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从不出书、不写论文、不申报职称，甚至“两拒《百家讲坛》邀请”。

　　一边是“常萍语录”因精彩无比流传于网络，另一边则是她教学32年仍然是讲师，才学与职称极不搭配的背后，正是对我国职称制度的一种反讽。

　　如今，在“口碑教授”常萍退休3个月之后，河南大学返聘其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授课，这是一次“迟来的认可”，也是对当前职称制度的一种个案改革。

　　与常萍情况有些类似的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讲师周鼎，2014年12月，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广为流传的《自白书》，其中写道，“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与常萍相比，周鼎的确没那么幸运，也没有迎来迟到的加冕仪式，但这背后所呈现的问题，却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此次“常萍式特聘”，除了需要鲜花与掌声，还需要反思与制度回应。无论是专家学者的建言，还是坊间的说法，都指出一点，重科研情教学的现象必须改变，在评定职称时，不能光看论文和著作，还要看教学水平和成就。

　　尽管一些高校已经有自觉的改进，评出“教学型副教授”“教学型教授”，但这样的改革终究只是“星星之火”，没能形成“燎原之势”。若想从根子上改变人们的观念，还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

　　大学，终究应该是一个供大学生学习的地方，而不是其它。期待此次的“常萍式特聘”，能够成为教育界、高校界“重教学”的起点，让更多专注于教学的老师，能获得与他们付出同等的尊严。只有在制度上进行回应，这一切才会变得更加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