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山东师范大学王万森教授特地早到教室，等所有同学到齐，他摊开事先准备好的检讨，自言旷课事件使他“羞愧难当，无可弥补”。“教授向学生自我检讨，从来没有遇见过！”山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15级研究生胡燕说。其实并不会有人怪罪，然而他却郑重其事的向同学们道歉，且自己要求主动扣除本学期所有劳务津贴，这使得同学们震惊，也很感动。

　　教授旷课，自然是教学事故。但怎么面对这起“事故”，既考验着高校的管理水平，亦拷问着为师者的自律操守。一个从不迟到缺课的教授，兢兢业业五十年，在返聘后看错课表而旷课一节，按理说也不算特别严重的事件。但当事人却以不可原谅的姿态“自请处分”：要求全院公布检讨、要求扣罚全学期劳务津贴——对自己“下手如此之狠”，确实震撼人心。

　　眼下的中国高校，“旷课”是个司空见惯的顽疾。不妨看两个数据：一是曾有一款由在校大学生设计的手机“逃课软件”红极一时，上线3个多月注册人数就达20万，下载总量高达30万，每天使用次数上千次，并迅速覆盖全国3000多所高校。二是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曾发布一组调查数据，该机构对部分高校已入学一年多的学生调查显示，33%的被调查者发生过逃课或缺课行为。中国的高校为了防逃课，也是各有各的必杀技：武汉有高校拍集体照点名，扬州有高校发明签到APP，青岛有高校收200元一节的“旷课费”，河南有高校逼着学校“刷脸上课”……凡此种种，起码说明旷课已经成为高校治理中的“慢性重症”。

　　大学生“翘课”成风，这固然成因复杂。但不得不说，“上行下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2014年底，一位大学副教授实名发表博文称，因上课迟到4分钟而遭学校红头文件通报处罚，该副教授对校方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处理提出质疑。去年，湖北文理学院不仅对迟到老师进行了处理，还将处理决定“晒”上学院官方微博，详细写明了当事人迟到、调停课的具体时间和次数，引来众多网友围观。这些迟到事件，之所以引发热议，不过是因为在眼下的国内高校，教师迟到或旷课，并不算小概率的事情，似乎只要换个时间补上就可以。老师“大事化小”，学生自然“小事化了”。试想，如果上课的老师都能如王万森教授般严苛自律，听课的学生好意思迟到吗？迟到了的学生好意思因被批评而往老师身上泼热水吗？

　　《论语》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016年全国两会上，高等教育依然是舆论热点。有人不赞成去行政化从高校开始、有人觉得高校腐败是因为教师情商低……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正视眼下的现实：全国高等院校的总数达到2850多所，在校学生3553万人，每年毕业生超过700万人。“十二五”期间，超过65%的新就业人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2015年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40%，提前5年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这个时候，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要有章程、要谦抑循法，更要正身正行、改善治理结构与能力。

　　教授“羞愧难当”，高教才有希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三五期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这个宏大的目标，也许迟早要落实到每个课堂、每个教授、每个学生身上去。教授先生们以何为耻、以何为度，看起来，是个微观的道德议题，但实际上，它不仅关切高校的公信，更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分量与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