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以来国内高教界习惯于美国为师，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源地欧洲的情况反而了解不多，出于平衡性的考量，这一缺失应当早日弥补。本文以我目前供职的瑞士著名研究型大学日内瓦大学为例，给国内的读者大致勾勒欧洲大陆高等教育的一些情况。

　　日内瓦大学创建于1559年，其创始人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领袖约翰·加尔文。正因如此，日内瓦大学至今仍在新教神学和宗教史研究领域具有卓著的国际声誉。目前，日内瓦大学是欧洲12所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的成员之一，曾为世界贡献了包括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内诸多学术大师。由于位于瑞士法语区，故在2005年之前，日内瓦大学主要采用法国大学的体制；2005年以后在29个欧洲国家教育部长共同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的作用下，欧洲大陆大多数知名高校的教育体系得以统一，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层次体系，这也使得日内瓦大学的情况对其他同类欧洲大学也有了较好的代表性。

　　如德国和法国等邻国一样，瑞士的大学教育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宽进严出”的培养风格。瑞士本国的高中毕业生可以任意申请入读瑞士国内的12所大学（含10所州立综合性大学和两所联邦理工学院）。在专业选择上，无论教育部门还是各大学均不设遴选机制，对获得入学资格的学生“照单全收”。也就是说，无论学生想学习什么专业，都可以在入学后进入相关院系学习。这种情况导致了金融、法律、管理等科系入学人数极为庞大，而我所在的社会学系在每年新生入学时则备显“凄凉”。

　　当然，入得了学不代表能顺利读下来。热门专业收录的学生人数众多，但由于设定了极为严格的考核体系，故淘汰率也是出奇的高。有一些专业的淘汰率甚至高达60％～70％，即大一入学时可拥有300～400名学生，而大一结束时则只能留下100余人。这些专业的学生学习强度之高、考试之密集与频繁、竞争压力之大，均非国内同类专业学生可比。我所租住的大学公寓，隔壁就住着两位法学院的学生，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准备考试，经常学习至深夜。

　　当然，被淘汰并不意味着被开除，在这一点上瑞士的大学比较人道。被淘汰的学生通常被默认为“不适宜学习该专业”而被允许重新进行一次专业选择，当然此前的一年学历就作废了，要从头开始学习新专业。但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也就是说，若学生已经因成绩不佳而被淘汰过一次，他（她）就要确保调换专业后不能再被淘汰，否则就要退学，并且以后也只能进入比本科大学低一级的高专院校（haute école）读书。于是，那些拿了“黄牌警告”的学生在重新选择专业的时候，不会再一味扎向热门专业。

　　宽进严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瑞士大学在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两个维度上的兼顾。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被赋予了获准进入一流大学学习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越是好的大学、热门的专业，其精英教育理念越强，往往通过设立极高的门槛，来确保最终获得学位的学生具备相应的能力。

　　与“宽进严出”如影相随的，是相较中国更为灵活的学制。瑞士的大学施行学分制，在不换专业的情况下，修满毕业所需的180学分通常需3年，但若学生中途因实习等缘故缓修某些课程，则可延迟至四年。硕士和博士的学制亦很灵活，学生和导师的自主性较高。我工作的社会学系，有博士读七八年仍未写完论文的，也有勤奋者三四年就通过答辩，在读期间亦无中期考试一类的考核。当然，这样灵活的学制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制度保障，那就是在瑞士高等教育是免费的，学生只需每学期支付给大学一定数额的大学税，作为自己使用大学各种场所设施的费用。不过，不少在读学生对我抱怨：书本教材极为昂贵，必修课的教材每年都出新版，价格200～300瑞士法郎（约人民币1300～2000元）。瑞士政府去年下半年开始削减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亦引发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的游行抗议。

　　如果将大学教育视为一个“项目”的话，那么中国大学对这一项目采用的是“过程管理”的手段，即通过一道一道严格的程序确保教育的最终质量；而欧洲的很多一流大学则选择了“结果管理”的方式，在培养过程中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和空间，却通过对最终成果的检验来“定生死”。总体来看，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生似乎比中国的大学生要快乐得多，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一流大学的重点学科毕业的学生，却均为货真价实的社会精英，不但有过人的天赋和心理素质，而且极为自制和努力。

　　近年来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诟病不少，其中有一些指责并不公正。毕竟与欧洲国家比起来，中国的人口体量和国民教育基础均有十分显著的差异。但欧洲一流大学对学生的培养方式的确有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教育应当首先追求机会的均等和公平，但教育并不必然就是培养程式化的、均质的人才，而应当给那些愿意付出的学生以更大的空间。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