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江苏句容的农民江志根出现在村里，总会有乡邻跑过来问：“荣誉证书办下来了吗？”早几年，江志根会昂起头，一脸自信地说：“快了，快了！”而现在，当再听到这个问题时，他往往沉默，兀自低头赶路。2000年5月7日，江志根时年12岁的独子江伟华在村里一个水塘中，为了救出落水的伙伴，不幸溺亡。当地公安机关认定江伟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但因其“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尚属少年儿童”，因此对其“仅进行抚恤奖励，不另发荣誉证书”。（5月17日《新京报》）

　　16年不懈的努力，一个为父者的良苦用意，在其心中死去儿子的荣誉高于一切。没有一个“见义勇为”的荣誉证书，其行为就无法获得“见义勇为”的官方肯定。因为只有一纸证书，才能让孩子的行为得到升华，也才能让其行为而得到推崇。一个名份之重，其实也一个人的价值之重，唯有读懂当事人的良苦用心，那么才会为其16载的付出而给予理解与宽容，也才能真正走进一个失独父亲的内心，对其作换位式的触及。

　　未成年人是否应当赋予荣誉证书，如果从保护的角度来说，当然应当坚持“不鼓励、不提倡”，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原则要以不赋予荣誉证书作为前提，否则就背离了见义勇为的初衷，同时也是对当事人家庭的一种伤害，并成为情感的难以承受之重。一者，不提倡不鼓励，并不代表当其有见义勇为的实质要求，那么就以此为由而拒之于千里之外。“两不”原则是一条保护式的倡导，是基于没有实施见义勇为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所说，若是一个未成年人，在特定的时候采取了应急的方式，比如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救下了更年轻的伙伴，或者挽救了更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其行为就应当被界定为“见义勇为”并被授予荣誉称号。

　　二者，出于对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对于已经发生并是事实上的见义勇为行为，都应赋予行为给予安慰。必须肯定的是，见义勇为荣誉证书，不仅是对当事人的官方承认和肯定，并具有榜样示范的作用，更具有情感慰藉的功能，而且后者必要性更为迫切。尤其是对于失独老人们来说，一纸荣誉证书，可以让他们内心更好过，也更容易纾解心中的痛苦。

　　三者，见义勇为应考虑“既往”这一基本事实。客观说，从当年大张旗鼓宣传和鼓励赖宁式的见义勇为，到如今的不提倡不鼓励，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不过，16年前的见义勇为认定，与今天的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处于16年的当事人家人，显然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如果法律有“不溯及既往”原则，那么对未成年人的荣誉认定，同样应虑及这种客观因素，否则的所谓的“保护”也会成为伤害。

　　四者，见义勇为的认定，应当考虑到其他地方的通行做法。目前，在是否给未成年人发放见义勇为荣誉证书上，全国各地执行的标准并不统一，各省之间差异很大，有认定的也有拒绝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考虑到全省的标准统一问题，省际存在差异还有情可愿，若是一省之内都两套标准，那么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包括很多律师认为，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作出肯定表态，可能会造成效仿，最终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很显然，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说法，其实未成年人保护与荣誉赋予不应对立，赋予其名分也并不意味着就是鼓励，其还有情感安慰的作用，只是在发放之时对外给予特别说明则可。现在网络和资讯如此发达，证书的功能也完全可以细分化，给已死的见义勇为者一个名分，亦是对证书的外延式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