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反对派阵营出现了激进化和年青化的趋势；如“港独”等激进分离主义思想在少数港人中间，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抬头。其中某些在1997年前后出生的香港居民更成为了激进分离主义群体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鼓吹者。

　　近代以来，尽管内地与香港有着不同的历史源革，在“一国两制”之下，两地青年容易形成不同的习俗和价值观。这种差异恐怕要比内地不同地域的差异要大。不过，这种差异并非“港独”分子夸大的那样。然而，香港回归以后，内地与香港的差异出现局部放大和恶意扩大化的现象却也值得深思。

跨代差异

近两年，中国内地经济增速下降，但相对增速在世界上仍然较快。由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增长，居民收入和财富不断增加。

　　调查显示，当今我国内地青年与某些发达经济体的同龄人相比，我国青年对其身处的经济体发展和个人前途都能有较高信心。即使出身农村的年轻人，也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现在一些发达经济体里，只有较少数青年，诸如尖子生或能依靠父辈余荫的年青人才会对自己的未来有如此信心。

　　内地这种情况就如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当时香港居民对前景比较有信心，普遍认为自己明年的工资会比今年为高，未来的生活能比现在过得更好，他们就会努力追求财富，希望能分享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的香港经济增长缓慢，只有少数人可能比过去生活得更好。而要跻身这些所谓的少数人，难度比较高；更多的人会对因无力改善现状而不满。

　　对香港青年来说，更是如此。与父辈年轻时相比，他们会有较大的失落感。表面上，他们的工资与父辈当年差不多，但实际购买力却比那时低了许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与近年经济低增速、高通胀有关。把蛋糕做大，每个人都能多分；但若蛋糕做不大，而分蛋糕的人却在增多，那每个人都只能分到较小的一部分。目前来看，内地青年普遍的收入和购买力都明显优于他们的父辈。

　　人的满足不仅仅来自于财富增长，还来自他自身的成长、发展和进步，即现在与过去比，所期望的将来与现在比。在青年人中间，这种想法会特别强烈。而由于存在这样的跨代差异，在两地青年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对社会的观感就有很大不同。

国家认同

经济增长放缓和跨代差异不仅仅是香港青年需要面对的问题，许多原工业化国家在生产线外迁后，青年都需要面对同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为什么在香港却造就了一个有分离主义倾向的社会环境呢？

　　这就与香港的人口来源、历史、文化等因素有关。在港英时期，香港有一批深受西方价值观熏陶的群体，他们力图把西方反共甚至反华的教条灌输给年青一代，却说那是民主思想。

　　在香港，学校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正确的，老师或长辈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学生也是应该的。而一些人反对把民族观念传输给学生，另一方面却向学生灌输西方思想教条，那就有失偏颇。这既不是为了让学生独立思考，而是为了延续他本人仇恨或政治偏见的价值观；让年青一代与他们的大陆同辈思想认识崩裂，并渐行渐远，成为反对派或激进反对派的接班人。

　　教育是青年价值观养成的重要工具；在美国一些民主党右翼学者眼中，教育更被视为施展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关于国民教育、大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任命等与教育有关的议题都在香港引起很大争议，而这一切所发生的国际大环境则是美国当下所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因此，部分香港青年思想的异化，既基于两地经济状况的背驰，还由于不少香港青年实际上并不生活在“一国两制”的氛围中。当然，在香港，“独青”并不多，死硬派更属于极少数。（作者为香港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