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跳出中国语境，激进地明令禁止，还不如切实地思考，如何提高学生的权利意识，如何把处理性骚扰，以及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先落到实处。

　　近一段时间，有关高校师生的桃色新闻可谓频现。高校“师生恋”当然不应该提倡，但是，有高校教授据此在媒体撰文提出，需要“明令禁止”师生恋，从理性的角度，我个人觉得不能必然成立。

　　“明令禁止”的出发点，针对的是现实存在的桃色新闻、潜规则、性骚扰等不良现象。这方面的禁止，是对的。而且，作为高校教师，要求也许应该再苛刻一点。比如，把公序良俗纳入考量，婚外恋应该禁止。但是，如果教师本身单身，限制其恋爱自由似乎就有点矫枉过正。因为恋爱本身应是个人的天赋权利。如果因为丑恶现象的存在，而率然否定这种权利，有点像将婴儿连同洗脚水一起倒掉一样不合情理。

　　事实上，中外历史上都有师生恋的佳话。有名的，比如沈从文之与张兆和，还有鲁迅与许广平。而在西方，则有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婚姻和恋爱的要义之一，是共同追求的强烈吸引，因此而产生的彼此爱慕。从这个角度，师生恋尽管稀少，并非没有存在的基础。法律的要义，是疑罪从无。宁可放走一千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明令禁止”，则似乎与此精神背道而驰。

　　当然，应该承认，“明令禁止”的提倡，并非全无理论基础。在美国的大学，的确有禁止师生恋的普遍规定。这一规定，直接产生于美国女权主义的相关理论，女权主义强调任何不平等关系中权力的作用。同时它还有性骚扰在美国大学校园普及的现实基础。

　　如果了解美国相关规定的来龙去脉，那么，能否简单移植至中国语境，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女权主义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远未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识标准；美国大学的相关规定，也与女权主义在西方的强势地位有关；而中国有自身的传统，男女对恋爱的理解，客观上植根于这种传统，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

　　事实上，西方的操作也远比理论复杂。我曾经在美国杜克大学访学，为写这篇文章，也专门向杜克大学的资深教授求证。他一方面承认相关条款的存在，另一方面却也指出，“这类关系难以确定是否涉及权力利益关系，一般是不告不理。即学生上诉，校方受理的方式，与性侵性骚扰性歧视案件的申诉处理方式相同”。

　　中国的另一种国情，是处理方式简单粗放。设若脱离现实语境而先出台“明令禁止”，如果得不到严格执行，那么，原先的性骚扰性侵现象还会依我故我，而真正的恋爱，尽管少量，却被扼制，正如婴儿倒掉了洗脚水却还在。谁能保证不出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

　　因此，与其跳出中国语境，激进地明令禁止，还不如切实地思考，如何提高学生的权利意识，如何把处理性骚扰，以及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不只限于性骚扰），先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