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有一位叫郑磊的“70后”海归副教授，最近，他与研究生合写的一篇论文，被国内一家核心期刊约稿。不料在最后发表前，对方突然提出硕士生不能联合署名，只能保留导师自己的名字。沟通未果后，郑磊果断做出了“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的决定。郑磊把这段“不公”在朋友圈吐槽后，收获了“个人有史以来最多‘点赞’”，且引起媒体关注。网友留言纷纷称赞他是“良心导师”，并呼唤更多“中国好导师”。（6月21日新华网）

　　媒体报道的标题，称郑磊为“任性”副教授，不无道理。国家A类核心期刊，只接受博士生或副教授以上学历、职称的作者投稿，是惯例，目的是维护学术水准以及“高大上”的地位。一个副教授能得到这类期刊约稿，本身就是“烧高香”都难以获得的机会，按其要求不署研究生名字，符合相关规定，也会获得研究生的理解。但郑磊偏要“任性”说“不”，认为这是对学生成果的不尊重，面对学生，必须要问心无愧，面对学术，必须要坚持原则。这是郑磊获得“赞声”一片的主因，其被赞“中国好导师”名副其实。

　　郑磊敢于“任性”说“不”，与其留学经历有关。他透露，留学期间，自己分别以独立作者和第一作者身份，多次发表期刊论文和国际会议论文。在独立完成论文后，出于尊重和感谢，他想把导师名字也加上，但却遭到拒绝，导师告诉他，“这是你的成果，我不能沾你的光，以后你也要这样对待你的学生”。这些师生合作的美好记忆，形成了郑磊对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理解。

　　长期以来，发表论文与职称评定挂钩，一些专业期刊，很多时候已异化为论文生产的配套“机器”，认钱分量不认论文质量，造成“垃圾论文”遍地开花。在这种背景下，A类期刊为维护一定学术水准，对作者的学历、职称提出要求，或许是有苦衷的无奈之举。问题是，这一惯例的“副作用”十分明显，一些高水平、有潜质的年轻学人，可能由于学历、职称等“身份”有问题，即使其研究成果足够优秀，也无法在A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使其失去了获得更高级别激励的机会，不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

　　华罗庚是世界著名数学家，由于家庭贫困无钱上学，终生只有初中文凭。1930年春，年仅二十岁的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重要论文，轰动数学界。试设想一下，假如当年《科学》杂志以华罗庚只有初中文凭为由，不发表其论文，他能引起清华大学注意吗？能有做出世界性影响的研究成果的机会吗？显然，像眼下一些A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要求作者必须是博士生或副教授以上，完全可能错失及时发现华罗庚式人才的机会。

　　郑磊的“任性”之举，之所以能获得满网喝彩，与人们对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土壤”，长期被论资排辈的各式惯例“污染”不满有关。发表论文讲“出身”的惯例需要摒弃，不利青年人才成长的“土壤”需要改造。社会呼唤“中国好导师”，奖掖人才需要好导师。但好导师的涌现需要制度变革来保障，郑磊的“任性”纯属个案，难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