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责自负”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能为他人的犯罪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未成年人犯罪父母“连坐”，在法理上面临诸多疑问，在实践中更难以操作。

　　13岁的四川少年小武为抢劫一部手机，将汽油泼向年轻女老师杨冬玲，悲剧引起了社会对于父母应否承担看管不严责任的讨论。针对媒体报道的未成年人犯罪及其背后家庭教育问题，热心未成年人保护的公益人士、检察官、律师联合呼吁：建议追究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疏忽失职”父母的刑事责任。

　　古训云：子不教，父之过。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自然应对未成年人的一些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既包括民法上的赔偿责任，也包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问题的关键是，监护人疏忽失职造成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更牵扯刑法原则的突破及其介入的深度，兹事体大，我们不能单凭某种良好愿望取舍，当作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和评估。

　　“罪责自负”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能为他人的犯罪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父母作为监护人，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仅限于监护失职，而不能扩展到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对一种行为入刑，必须合乎刑法自身规律，而不能迁就于一时治理之需。按照支持入刑者的逻辑，如果学生在学校犯罪，那么作为监护方的学校领导和老师是否也应列为刑事追责对象？对于精神病人犯罪，其监护人要不要也纳入刑法打击范围？还有一些监护机构是不是也要入刑？众所周知，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父母之外，还有其他监护人、学校、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是否都需要按照这种归责原则去追诉其他人的刑事责任呢？

　　在实践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往往并不特定，有的是父母，有的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的并不明确，这些情况下又该如何定罪？即便父母作为监护人，那么是对父母两人一起追究刑事责任还是只追究其中一人？倘若追究父母共同的刑事责任，那么孩子又该由谁去监护？一个因为监护失职而被定罪量刑的人，理论上便失去了继续充当监护人的合法资格，孩子的监护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不难看出，未成年人犯罪父母“连坐”，在法理上面临诸多疑问，在实践中更难以操作。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动辄祭起刑法利剑，扩大打击范围并非善治思维，走出过度倚重刑法的路径依赖，于刑法之外创设必要的监护监督机制，强化未成年人犯罪父母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寻求教育、惩戒、激励等多元路径，综合施策激活监护职责，或许更加符合法治要求和治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