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全民阅读”连续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连续四年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热议全民阅读，有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委员呼吁，尽快为全民阅读立法。

　　全民阅读已经在全国开展10年，其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识。综合舆论氛围来看，《条例》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相信在各方的推动下，《条例》的出台不会太晚。

　　《条例》有助于保障阅读环境朝着良好方向发展，也能解决出版、销售、市场、传播等与阅读密切相关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全民阅读是个系统、庞大、漫长的工程，同时，作为读者也好，相关的机构也好，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条例》可能无法细致对应现实问题，它的指导意义或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

　　以政协委员白岩松的一个建议为例，他认为“新出版的图书在半年之内应该不低于8.5的折扣”，这在执行层面上，难免会遭遇到市场与读者的双重反对。网店出于品牌推广的目的，以补贴的形式降低书价，很难从法律层面去追责。读者因为书价合适，多买了一些书，这客观上也有助于全民阅读，如果《条例》中的某一条无形当中压制了读者的买书热情，这本身也是一种悖论。

　　正是因为存在诸多的中间地带，以及不少含糊的、没有标准答案的争议问题，《条例》才需要反复斟酌，这也是它难以快速推出的原因之一。基于这种认识，也有声音称，全民阅读更适用于“倡导”，“立法”虽有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并非必然选择，一旦进入立法层面，就有可能面对一些“有法不依”的尴尬。

　　其实，全民阅读在“倡导”与“立法”之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运作、推广空间。仅就“倡导”而言，从口头倡导、舆论引导，到创意倡导、行动倡导，都有许多的事可以做，全民阅读重在“全民氛围”，更重在“阅读实效”，真正有效果的全民阅读，是人们读书观念的改变——从被动读书、从众读书，变为主动阅读、个性阅读。只有摆脱了对阅读的实用、功利目的，阅读行为才会根植于精神，融入人们的气质。

　　因此，在《条例》出台之前，相关的阅读推广机构，倾心于全民阅读的公众人物，更应该思考一下，在这项工作上，究竟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已经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到位。如果该做的事只做了十之二三，那么即便《条例》出台了，全民阅读仍然短时期内没法真正良好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