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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仇和现象”带来哪些警示

//www.auribault.com 2015-03-18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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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位曾经在一众官员中个性十足的政治强人的落马，引发社会关注。怎么看待“能吏落马”？官员有个性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如何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为此，我们从不同角度组织了三篇评论，聚焦“仇和现象”带来的警示。

　　落马“能吏”真的“能”吗

　　一个明星官员的落马，往往是观察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副部级高官仇和，曾因雷厉风行、铁腕治庸而站在风口浪尖上。即使如今东窗事发，其种种任性“事迹”再次被挖出来之后，媒体仍少不了给一个“能”字的评价。那么，仇和到底“能”在哪里？为何一个“能吏”却过不了反腐这道廉政关？

　　何为能吏？《辽史·能吏传》称，“吏畏民爱，决事如流，真能吏哉。”用现代语言来总结，能吏就是办事效率高，能得到百姓认同的官员。毫无疑问，不管在哪个年代，能吏都应该是官场里的正能量，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层。

　　然而，在另一种语境里，“能吏”因其谙熟官场规则，善于规避制度，又成了让人咬牙切齿的对象。整整一本《老残游记》，几乎就是围绕着玉贤、刚弼两名“能吏”展开的揭丑记。为了“有所作为”，报效朝廷，谋个名垂青史，“能吏”舞动起手中的权力，又“能”又“勤”，把一个曹州府搞成了“站笼”地狱，他们对百姓的祸害，比只管捞钱的“贪吏”更是苛烈百倍。

　　荀子说：“德以叙位，能以授官。”现代任用考察干部的基本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如果没有了“德”的支撑，“能”就难以保证用对方向。历数近年反腐中落马的官员，还真不缺“能吏”。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也曾高喊“三年改变阜阳城市面貌”，结果耗费巨资造起来的机场却一度沦为养鸡场。“能吏”仇和从宿迁到昆明，一路大拆大建，效率是高了，但他的那些“功绩”，又有多少不是王怀忠的翻版呢？权力不受制约，少有不贪腐的。

　　中央治吏，反复强调必须严肃问责三种人：为官乱为、为官不为、为官不力。过不了廉政关的“能吏”，实际上就是为官乱为。以一时喧嚣换长久骂名，如此“能吏”，“能”在哪里？　（彭原）

　　有个性不等于能任性

　　仇和曾经是公认的“明星”。在见惯了四平八稳的官员后，仇和身上的鲜明个性，的确很讨舆论欢心。

　　官场里，有个性的往往是异类，也容易被当成“出头鸟”。人们总以为，官员大多是小心谨慎、墨守成规的，在“低调做人”的“潜规则”下，坚持个性甚至愿出“风头”，是需要勇气的。仇和显然不愿把自己变成那些“大多数”。他很敢于彰显和呵护自己的个性，除了做事，也是要推一点“新风”。

　　反腐的“枪”，并不是非要打“出头鸟”。“出头”不是坏事，但如果触碰了法纪、破坏了规矩，那便没有商量的余地。

　　回过头看仇和，可说是“成也个性，败也个性”。且不论其一意推行的种种“改革大招”，有不少因为经不起法治推敲而变得南辕北辙；其一度为人津津乐道的果敢作风，很多时候也经不起推敲。比如仇和曾以开明形象示人，的确不像部分官员那样总是“藏着掖着”，但他却忘了，开明同样意味着发扬民主、广纳良言——“模范遵守民主集中制”不是党员干部的一条重要规矩吗，何以在别人提出中肯批评时，就没有“民主”，只有“集中”了呢？又如仇和强调“为百姓做事”，当然是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但何以就屡屡变成了“替民做主”，结果未必实现民生福祉，反而触发社会矛盾呢？

　　在许多官员假托“规矩”不愿跨前一步的时候，忘了“规矩”的仇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孔孟早就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从心所欲”还要“不逾矩”。对手持公权力的官员，一旦“逾矩”，个性就成了“任性”。今天人们都知道，“有权不可任性”。而要避免这“一步之遥”，对“规矩”的遵守和自律，便是一种保护。　（伍溟）

　　“强势改革”不能突破法治

　　仇和一直以来就因其“多面性”而备受争议。在他的多重面相中，最鲜明的莫过于“强势”。他在吏治、城建、治污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措施，无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强力推进，经常被外界冠以“铁腕”二字。强势改革虽然极具效率，但如果强势到“以势压法”，突破法治框架、脱离法治轨道硬干蛮干，那就难免落马的结局。

　　改革当然要开拓创新、敢闯敢干，一些庸官懒官借口“不属法定职责”，因此消极不作为，这固然要不得；但有些官员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要冠上“改革”之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没有不能采取的手段，甚至凌驾在法律规范之上，使法治成为一句空话。

　　法治和改革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一方面，法治是对改革的基本约束。真改革绝不是“权力意志”的为所欲为。改革的理念要符合法治思维，改革的措施要在法治框架内运行，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在仇和的诸多施政中，最受批评的就是他在宿迁和昆明两市强力推进的大拆大建。这种“大跃进”式的造城运动，恐怕很难经受得起“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的检验。另一方面，法治又是对改革的保护。如果改革的动机、目标、方式和手段都符合法治要求，改革和改革者就能经受得住考验。仇和是否牵涉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尚有待权威部门确认，但可以确定的是，“重人治轻法治”的所谓改革必然漏洞百出。“权大于法者”在突破法治框架之时，也就失去了法治的保护，各种心怀鬼胎的“围猎者”就会乘虚而入，从而滋生利益输送、权力寻租。

　　培养勇于开拓、敢闯敢干的领导干部很不容易，他们倾覆落马的教训也就更加惨痛深刻。仇和的例子严峻地说明，改革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车失一轮，难免倾覆；鸟断一翼，岂能高飞？　（封寿炎）

编辑：曹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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