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人，常常是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喜欢思考，且这种思考并非是漫无目的，而是紧贴现实，或是由现实而引起的思接千载，并由此悟出一些道理，或推出一些论据，以便“古为今用”。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

    好事要做好，并非一件易事。没有对历史的较多了解与深入分析，缺乏对文章的多方求证与辩证思维，单凭文中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词，便“勇”下推论，则很可能会失之偏颇。

    譬如，宋人俞文豹在《清夜录》中写道：“范文正公镇钱唐，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公即荐之。“有的人便从”兵官皆被荐“一语中，推论出时任杭州知州范仲淹的用人出了问题，好像范仲淹是靠批发”官帽“干事业的，而且这种”批发“，只认”近人“，不识”外人“：巡检苏麟常年在外，就没被提拔。后来，得到提拔，是因为他会套近乎，”献诗“而得。由此，不仅推论出范仲淹的用人”不公“，而且推论出苏麟是跑来的官。

    其实，这种推论，乍看有“理”，但对之三思，也就能发现它立不住脚了。譬如，提拔干部，不论是官是兵，只要适合便一视同仁，正是范仲淹用人公道的表现。对不熟悉、不了解的人不贸然举荐，而一旦知道其德才，“即荐之”，也恰恰是公正地对待用人。而像苏麟，既能乐于本职的“独巡”工作，又能写诗把自己的见识见解表达出来，还能让范仲淹受冒犯却“甘于”推荐，足以说明苏麟的才德——毕竟，虽说苏麟这个人史中似无其他记载，可范仲淹却不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句流传于世，而且有“条陈十事”的改革主张记录在册——这个“条陈十事”，其中有四事是涉及用人，目的是广开门路，把有真才实学的人用起来。

    所以，这样的望文推论当三思，不仅不显多余，反而非常有必要。望文推论当三思，三思者，多思、深思也。目的是多层面观之，多渠道证之，以求事准、疑释、理显。在这方面，可以毛泽东一事为例。1958年，刘少奇曾以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中“少小离家老大回”来说明唐代时期，在外为官是不带眷属的。毛泽东听说此事后，觉得“不甚妥当”。为此，他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少奇写信说：“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当然，毛泽东尽管论据多多，仍不以胜券在握的绝对口气，而是以相互尊重的商讨口吻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并说：“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望文推论当三思。只有三思，讲出的话，才有可能不仅自己真信，而且别人也服；说出的理，不仅自己欣赏，而且别人点头；作出的决策，不仅自己说行，而且众人说成。一句话，三思之后，才有可能去伪存真，去浮存实；才有可能“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才有可能一语抵众心，万事赖众成。

    望文推论当三思。要三思，读书是前提，深入是关键。读书，既不可走捷径，也不可耍聪明，而须“唯先觉之是效”；深入，既不可以简求繁，也不可只循旧迹，而须“任吾警悟之灵”。（王夫之《四书训义》）如是，才有可能一思得“花”，二思得“枝”，三思得“根”，握真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