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耻感文化，《中庸》曰：“知耻近乎勇”、《孟子·公孙丑上》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记·哀公问》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等。由此可知，知耻，往往是善念的发源，是事物向着美好一面转化的开端。

　　知耻，是一个内化的活动，不需要外在表现的张扬外露，更多是良知的进退取舍。从这个角度说，知耻是个人化的活动，是不假外力、置身人后时的自我砥砺。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慎独”的理念，就是独处时，君子该如何表现。慎独大约是孔子讲学时特别提到的概念，历来为人所传诵的是《中庸》中的那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中庸》论及慎独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朱熹的解释，日常事有着一以贯之的正道存在，因此即使自己处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世间的正义也是弥漫于此的，君子更要常怀知耻之心，尤加谨慎于自己的言行，不能因他人的不知而放纵自己的私欲。这其实就是自我道德和行为的约束，故而是修身的功夫，属于孔子以来所倡导的士人自我修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剥除其时代的因素，就其核心主旨来看，个人的慎独时至今日，仍有很高的践行价值。

　　具体来说，敬畏之心、独知与细微之事是我们今天仍然推重慎独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所谓敬畏之心，是对公平与正义，或者说天道的敬畏，现实层面还有法律。在他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法律的约束力并不会削弱，因此我们更应该对人对事常怀敬畏之心。自己独知之地，可以是他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若从公共的意义上来解释它，常常处于这种位置的人多是在位之人。在位之人相对于他者，自然有对权力、资源及其他事项的优先乃至独占之利。那么，对于在位之人，特别是今日的领导干部而言，面对自己权责之内的己所独知之事时，是否怀有对理、法的敬畏之心，是否遏制了私欲而秉以公心，便是事关一方或多方的大事了。细微之事，存于日用起居之间，虽然不足道，但日日与之相伴，更应有所警醒，因为离道触法的败落往往萌芽于其中。

　　《大学》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最佳的人生路径，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诚心、正意，就是明乎所耻，就是“三省吾身”，反思有何不妥之处。儒家倡导自修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鼓励士人去向外的治国、平天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是儒家一个很值得今天珍视的遗产，就是倡导士人从自我的修养和自律开始，进而致力于天下公事。个人的道德水准对于其所从事的公事来说，的确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便法律、制度再健全，强调个人修养在任何时代都有意义。

　　《吕氏春秋·自知》篇曰：“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这是战国时代的论述，如果我们把“人主”替换成上级领导，这句话的意义便当代化了。这会是慎独的重要补充之义：即除了在自我修养的层面保持戒惧之心、知耻之心外，对于公事也当保持戒惧，一切以公益福祉为要，敢于直谏，不应时时揣测上级之意。因此，所谓慎独之道，不仅是自我向内的道德自律，也是向外的正义追求，即不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也要成为一个直士，一个有道义、敢担当的人，而非一个只求自我保全的世故之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