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作者

　　在环绕着“科班出身”的现实环境下，广播电视大学对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由于历史的原因，和80后、90后不同，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数不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边读书边工作，读的法律院校是广播电视大学，检察院就是实习的课堂。

　　上个世纪重建后的检察院，人员来自方方面面，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兴起“文化育检”之风，文凭开始“吃香”，老牌大学自然不必说，就连有“工农兵大学”学历的同事，也给人“鹤立鸡群”之感。那时我们正值青春燃烧的年华，渴望读书，因此院里举办了文化补习班，让我们这批知青出身的年轻人都顺利地考入了广播电视大学，这在当时落后的山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我们读书期间，有两个人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一个是我们的主任老许，他是一个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湖北大学法律系的老牌大学生，他的许多同学都是教授和高级记者，这在我们落后的山区是少见的。由于海外关系，他“文革”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法”实施后，始得到重用。在我们院里，老许既是文化带头人，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头儿”，常常和我们一起吃大锅饭，星期六晚上吹着口哨带着我们去看电影……

　　还有一个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小张，是我们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本来他在省院工作，后来被选派到山区支援基层建设。他的法学理论功底深厚，认法不认人，往往为一个案件据理力争，让一些领导颇感头疼。电大毕业时，我写的一篇《关于如何保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探索》的论文，被评为优良，但小张认为应该评为优秀，专门跑去和论文评审委员会交涉，让论文改为优秀。

　　读广播电视大学，只能在电视屏幕上与老师见面，收听他们讲课的录音，这之间似乎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让人感到又近又那么遥远。尤其是在考试时听播音试题，让人感到格外紧张，因为手抖动的缘故，以致有些同学把“一”字画成波浪形了。还有些题目没有听清楚，于是就蒙，竟然也蒙对了不少。虽然闹了不少笑话，但后来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读广播电视大学，让我们增长了知识，开了眼界。于是，茶余饭后成为我们学习探讨法学的沙龙。在我们同学当中，有一位同学对刑法学情有独钟，对专家学者崇拜得不得了。那时刑法学界流行“北高南马”的说法，指的是著名刑法学专家高铭暄和马克昌。当有人发表与两位专家不同的看法时，他就会和你争得面红耳赤。他说理有个特点，就是先承认你有些观点，然后驳斥你的是“但是”。我们好多同学，都在他的“但是”面前败下阵来。

　　我爱好写作，平常喜欢写写画画。有了对法学理论的一知半解，同时也是为了完成调研宣传考核任务，我也试着写一些有关法学理论探讨的文章，但是投稿后总是石沉大海。老许知道后对我说，讲理论，我们说不过大学的学者教授，但是我们在基层，有着司法实践的长处，你不妨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在老许的指导下，我的一些文章果然破天荒地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让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

　　我们的检察长虽然出身“工农干部”，但对我们的学习很重视，不仅在经费中保证我们的学习，也要求我们所在科室负责人在工作安排中要保证我们的学习时间，并有意识地把我们这批学员安排在批捕、起诉以及当时的经济检察等部门锻炼，按照他的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们电大这批学员果然不负众望，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一点也不亚于全日制毕业出来的本科生，后来都成为检察院的骨干，让院里检察业绩焕然一新。年底，院里杀了一口猪，请大家吃年饭。检察长端起一碗苞谷酒说，感谢各位了，说罢一饮而尽。那一刻，我们心头都是热乎乎的。

　　那时我们以为穿上了检察制服，读了书办了案，就成为了检察人。其实，我们离真正的检察人还有很大的差距。拿办案来说，老同志用心办案，而我们喜欢只用条文说事。一次老许带我办理了一起盗窃案，嫌疑人是一个农民，家庭特别困难，因为孩子想吃肉所以偷了别人的腊肉。从价值数额上看，对照法律条文规定嫌疑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但老许在汇报时建议不捕不诉，理由是犯罪危害性不大，且嫌疑人系偶犯并得到被盗人的谅解。这在当时的“严打”期间是需要勇气的，表现出一个老法律人的责任与担当。那一次我体会到，司法实践才是真正的大课堂，里面有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批学员也从青年变为老年，老许、老检察长也离开了我们。但电大的学习生活，却丰富了我们的检察人生，镌刻下了那个时代的标记，让我们久久难忘。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