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高考，我因1分之差与西南政法大学失之交臂，后来在省内的一所师范大学读法学。虽然大学时代的生活让我倍感充实，但每当夜深人静一个人思考时，总会发现心灵深处有着那么一丝不甘，这也促使我下定决心要拿下西政的研究生。考研过程的苦自不必细说，只是这次结果颇富戏剧性，仿佛冥冥中注定我与西政会有一段缘分——我以高出录取线1分的成绩考上了西政研究生。一失一得，也让我对这次机会倍加珍惜。

　　凭着对法学的兴趣和对理论的渴望，我选择了法理专业。很多人觉得法理学是门难以接近的学问，其实不然，相较于其他学科，法理学不过更侧重于追求哈耶克笔下的“knowhow”（知其所以然），而非仅是“knowwhat”（知其然）。就此而言，书籍是法理人的精神食粮，我上学时就经常窝在沙坪坝的西西弗书店里，读自己喜欢的书，通常一待就是一天。当时最羡慕班里的“购书狂人”李珂同学，他三年下来购买的书居然需要雇辆卡车运回家！而今嗜书如命的他已是洪堡大学法学博士，继续遨游在书籍的广袤海洋中，享受着法理带来的智性滋润，羡煞旁人。

　　围绕读书，我还组建过一个“三一读书小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原因很简单，我的寝室是301，而与我们“搭伙”读书的寝室刚好是103，里面都有一个“3”和“1”，所以就取了这个名。“三一读书小组”第一次交流的是英国法学家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为了讲好这本书，我除了狠狠地“啃”了几遍原著外，还查阅了大量资料。事隔多年，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因为知识背景和读书视角不同，对该书的观点也大相径庭，以至于这次交流会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读书辩论会。

　　与歌乐山读书论道相媲美的另一道法理风情，要数岭南厅听讲座了。每逢国内外法学大家来此讲学，必是座无虚席，久而久之，占座竟成了一条不成文规则。每次讲座开始前，我都会带上几本书（占座用），早早地来到岭南厅门口等候。大门一开，大家鱼贯而入，把手中的书分放在座位上，以示“公信”。通过占座，三年来我在岭南厅里先后领略了江平、邓正来、贺卫方等一批法学大家的风采，也饱餐了他们带来的精神盛宴。

　　印象最深的一次听讲座，是毕业那年邓正来先生讲“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那天因上课没占到座位，我只好挤在门口站着听。讲座开始前，我发现邓先生冲我们门口的几位招手，并指了指旁边，意思让我们过去。刚开始大家不太好意思，后来见他一再招手，就过去坐在了侧面的楼梯上。那是我离讲座者最近的一次听讲座，结束后我还向他提了几个问题，他都一一进行了解答。他听说我在研究哈耶克，便鼓励我投稿“正来学堂”，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了过去。论文的部分章节竟被收入《西方法哲学家研究》一书中，这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但颇为遗憾的是，这次交流竟是我与先生唯一的一次交流，2013年初先生突然病逝，这段记忆也就成了我求学生涯中的美好回忆。

　　对法理生来说，司法考试常被认为是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主要原因是法理人喜欢刨根问底探究法律背后的东西，有时甚至达到一种“轴”的程度。比如，真就有人在备战司考中为研究透法律行为理论，专门阅读萨维尼专著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我在司考期间十分冷静，每天早出晚归地在西政二号楼看法条、做模拟题，没那么“轴”。二号楼的那几间教室是学校专门腾给司考生复习的，教室的整体装修非常简陋，酷暑八月也只有两个老态龙钟的吊扇在象征似的转。当然我们没有太在意这些——有这么一个安静复习的地方就已经不错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顺利地通过了司考，也为以后的实践工作奠定了信心。后来听说，二号楼复习班的难兄难弟们基本都过了，再后来又听说，那几间教室竟成了以后几届司考生的“香饽饽”，甚至隔壁川外的法科生也不惜路远跑来复习，真可谓“风水宝地”呐！

　　正如付子堂老师的那句“法之理在法外”所说一样，我们法律人从来都不是只向书本寻根问道的书呆子，而是有着更为热烈生活追求的理性人。利用闲暇时间，我们会相约爬山游玩、远足踏青，寻找阅读之外的体会和灵感；我们还会相约去吃老坝子火锅、独门冲烤鱼和朝天门酸辣粉，感受这座城市的馈赠。关于美食，校园里当年流行过这样一种说法：没吃过铁西小面和歌乐山辣子鸡的，不算是真正的西政人。于我而言，相较于铁西小面的温文尔雅，我更爱辣子鸡的热烈奔放、酣畅淋漓。

　　毕业以后，我们基本都进了法检队伍，很少有时间去集中阅读理论书籍，很少有机会去深入探讨法哲学问题。但每逢闲暇时光，我还是会去静静翻阅书架上的那些藏书，还是会去隔空和大师们神交一番。我深深地体会到，歌乐山永远都是我心中无法磨灭的印迹，法理学永远都是我工作之外的“自留地”。那里曾经留下过我的汗水与梦想，让我在现实中不会迷失方向。

　　（作者单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