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清华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说：“在那里，有一代文人的集体记忆，有它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冯骥才说，这里是“我的另一个窝儿——精神的巢”，王蒙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在这里出版，陈忠实从这里的“高门楼”中窥见了文学圣徒的精神……这里是朝内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之地，读书人心中的文化地标和精神家园，新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文学专业出版社，中国文学史上诸多闪闪发光的名字都与这家出版社息息相关。

　　3月28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65岁生日，黄永玉、王蒙、贾平凹、邓贤、雪漠等知名作家纷纷题词作画表示祝贺。让我们跟随《当代》杂志社副社长杨新岚的文字，一起探寻这座诞生了无数经典作品的建筑背后的故事，向从这座小楼里走出的名家致敬。

　　对于中国的文化人来说，朝内166号是他们心中的文化地标。

　　166号在路南，路北对面是清朝的地标——九爷府。雍正在弟弟十三爷去世后，把他的老府改为贤良祠，把他的儿子挪到这儿，盖了一个大清最符合王府规制的府邸。九爷府西侧有个路口通203大院，现为老文化部的家属院，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成立时的老巢，院子靠正街便是老外交部的大楼。

　　刚来那一年是1986年，我20岁，刚刚大学毕业，大院临街的前楼正好30岁。前楼共五层，一至四楼从正中间分开，东侧是人民出版社，西侧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层全归“人民”，“社员”们以“人民”和“文学”来称呼彼此。前楼、后楼、东配楼、西配楼几乎围成了一个方圈，只在西配楼北端有一个缺口作为进出院的通道。一年后，我住进了西配楼301室，开始听到这栋楼的传奇。

　　第一个传奇是楼里原来住过很多牛人。写《老井》的郑义在这里剁过手指头，冯骥才1979年前后在后楼216室住过两年，他称这儿为“我的另一个窝儿——精神的巢”。他的经典短篇《雕花烟斗》是在这儿写的，去年还听到当年的老主编孟伟哉说，这篇东西还是他提供的素材。《雕花烟斗》刊在《当代》后，人文社诗人屠岸递给他一封信，表达对小说的喜爱。

　　冯骥才和屠岸不熟。有天晚上在216室，有人来说屠岸在四楼办公室病倒，要马上送医院，高大的冯骥才背起屠岸就跑下楼，把他放在车上。冯骥才至今感念于屠岸这些前辈对作者的关心，怀念那个年代、那些生活的真情与激情。

　　今年，冯骥才又回到216室，在自己坐过的椅子上坐了又坐。往院子里张望了许久，院里停满了汽车，当年的篮球架还在，他在院里住时，曾帮人文社组建过篮球队。打过球的队友不知哪儿去了，冯骥才很感慨。我把他请到219室，给他看秦兆阳坐过的沙发，跟他说，好几次差点被扔掉，我都给拦住了。他激动地坐在沙发上，右手放在扶手上，给我们指扶手上的破洞，说：“这个破洞都是有意义的，说明秦老的身体习惯，是留有名人痕迹的文物。”

　　沙发是50年代苏联样式，座位、靠垫和扶手异常宽大，奇怪的是这么多年，弹簧依旧舒适和绵软，只是沙发巾破旧得看不出原来的图案。我请冯骥才看我的办公桌，桌子是个老木桌，带三个抽屉的上体，由左右两个小柜架起来。左边的小柜门打开，门后贴了一张纸条，是张发黄的家具登记表，写着：秦兆阳。桌子的侧面贴着一个拇指长的扁铜牌——人民文学出版社。字是繁体字，足见时光的老旧。

　　我跟冯骥才说，人民社都搬走五年了，这个楼一直在喊拆，我们也快拆了。冯骥才叹息说，太没有文化了，你们是皇家出版社，这儿是中国最有文化的地方呀，应该保护起来才对。

　　从新中国的文学史来说，166号楼真值得保留。60年来“吐”出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几代人的精神粮仓，哺育了好几代中国人。从1951年开始，第一任掌门人冯雪峰就定下了调子——古今中外，提高为主。他这个社长还是周总理给出版署署长打电话指定的。他把解放区的作品编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把新中国成立后的编为“文艺建设丛书”，他提出编《鲁迅全集》和《瞿秋白文集》，由楼适夷主抓现代作家选集。冯雪峰和聂绀弩还策划出版了四部古典校注本及其他古典名著，外国文学方面主抓了东欧和苏联的名著。

　　1954年，王任叔协助冯雪峰工作，力主扶持新人，抓新创作，便创立了作家出版社这块副牌，166号现在还能看到贴有“作家出版社”标牌的木椅。《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都是那时候出版的。王任叔是蒋介石比较亲近的同乡，一生传奇。

　　1958年，作家出版社分出去归中国作协，人文社又开始抓经典和抓人才，郭绍虞、张友鹤、傅雷、梁宗岱、范希衡、李丹、周作人、丰子恺、纳训等都被出版社抓用过。

　　上世纪80年代前，新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学名著都在166号诞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说的就是这栋楼。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要么本人，要么儿女，都在这儿进进出出，老舍的女儿舒济就是现编室的编辑。

　　我在《当代》感受了很多历史。比如，路遥改稿子时在我们办公室住过，改的是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他当年给责编刘茵写信，说此作被多家退过，如果《当代》也不用，他此生就告别文学。稿子被转交到刘茵手中，她又推荐到秦兆阳那儿，秦老看后，立刻请路遥来166号改稿。孟伟哉也在正式发稿上留下了很多处修改的笔迹。

　　刘茵最喜欢坐在办公室的一个简易沙发上。她说，这是阎刚做的，是用好几根扁担断开后做的，扶手的末端刚好是扁担的两头，又安全又巧妙。阎刚当过《文艺报》主编，给老婆做沙发成了文坛轶事。这些度过艰难岁月的知识分子，各有各的高招。

　　少年时代的阅读及在166的浸渍，搞得我走到哪里都走不出166的影子。去山西沁水县的老庙，想到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看见桑干河，想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去延安，想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去保定，想到《野火春风斗古城》；去阿坝，想到阿来的《尘埃落定》；去商州，想起贾平凹“商州系列”；路过白鹿原，想到陈忠实。

　　作家对166号也是一往情深。阿来喜欢人文社的原因是人文社提供了很多值得一读的好书。陈忠实称社里编辑是“文学的圣徒”。王蒙说，人文社是真正团结全体作家的。学者孙玉石说人文社“以不断创造的优秀产品向人们诉说，一个具有光辉历史与自由灵魂的民族，不应该是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乞丐”。诗人谢冕说“朝内大街166号——我心中的文学殿堂”。老编辑王培元写了一本书——《永远的朝内166号》，他说，冯雪峰、舒芜、巴人、孟超、张友鸾、秦兆阳、林辰、蒋路……这些名字不仅嵌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也嵌入了朝内166号，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

　　后来，江湖恩怨、爱恨情仇也波及了后楼。弄潮儿纷纷从文学扑向了商界，文学开始原地踏步，眼看着周围纷纷起高楼，曾经是朝内最亮丽的166号大楼和文学一道失去了光环，习惯了灰楼的我们，这几年屡屡被告知，拆楼的那一天就要到了。

　　今年这楼应该不拆了，明年还混得过去吗？真心希望这栋老楼继续存在下去，留住时代和文学的记忆。

　　（作者系《当代》杂志社副社长，本文摘自《朝内166号记忆》，屠岸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