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有言：“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对“尽物性”一词的解释历来多有争议，朱熹释为“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即能很好地认识并处理好与自然物的关系，可谓一语中的。认识自然、珍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基于此来实现人们的身心安顿之道，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

　　我国传统的身心安顿之道突出地表现在山水田园文化中，在许多诗人的诗化语言中，山水田园令人陶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生活中的诗人所描绘的美景与其心境、意境相交融，被称为古代最美的图景之一，其间，诗人身之安顿、心之静谧又可想见如斯。“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诗人展示的不仅是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与乡村民俗图，给人感触更深的是作者面对此情此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心态流露。“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在诗人看来，与美丽的山水相伴，简直如临仙境，此间身心之安顿、愉悦，亦非语言所能表述。

　　中国山水田园文化之魅力常令人臻于“物我两忘”乃至佛教中“无我”的境界，人们寄情自然、亲近自然，在山水田园中实现身心安顿之道。中国山水田园文化中既有理想的成分，又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与当代生态文明相吻合。

　　当代生态文明的提倡是人们痛定思痛之举。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等，而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是以笛卡尔、休谟等西方学者建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客二元对立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其结果，一方面充分展现了人类利用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另一方面，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造成了生态失衡的局面。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代价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这种危机之下，西方生态伦理学、生态社会主义等学派开始出现并发声。众多学者尽管见仁见智，但还是形成了基本共识：人类与自然不是“主客关系”乃至“主奴关系”，而是共生和谐的关系，人类必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以维护生态平衡及共同家园。

　　相对于西方学者颇带悲观情绪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显得十分自信，提出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其中的自信某种程度上正是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无论是《周易》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抑或是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等论述，都清楚地表达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理念。在我国长期发挥着安顿身心功能的山水田园文化，表现出爱护自然、亲近自然、融于自然的特色，提倡的是一种既是诗意的又是现实的、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精髓，对于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本报记者户华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