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鬼节，因而民俗有祭祀亡故亲人的活动。早几年在广州，这个时候晚间常见路边有人烧纸，一堆堆的火光，现在极少了，也还是有。视野所及，各种传统文化在广东都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比如我就是来广东才第一次见识宗祠。在我成长的京郊顺义县南庄头村，也是聚族而居的，当年我们第二生产队基本上都是董姓，一队则基本上是贾姓。这种“划分”未必是延续传统，而是各家住房基址“所在”的因素使然。但我从来没见过董姓或贾姓的宗祠，走过好多村子，也没见过别人的。像语言一样，广东客观上保留了大量传统文化的因子。中元节是为其一。

　　中元为汉族传统“三元”节日中的一元。上元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众所周知；下元是十月十五，鲜为人知。中元介乎其间，半生不熟有些逻辑使然。三元节日源出于道教，用清朝学者赵翼的说法：“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则自元魏始。”后来，道教以三官配三元，就是让他们所奉的神——天官、地官、水官，分别出生于这三天。在他们的说法里，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云，东汉末年张角借“五斗米道”领导的黄巾起义，以治病为名聚集队伍，打的就是“三官”的旗号。方法倒是很简单：“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喝符水而已，好了是我的事，没好是你的事，你还得“出米五斗”，完全是无本生意。符上写什么呢？“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就像如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样，他们要将祷文“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不过，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此法“实无益于疗病，但为淫妄，小人昏愚，竞共事之”。

　　关于三元，唐玄宗时还有天下各地需断屠三日的禁令。那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十月，玄宗敕曰：“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四十五日是下元斋日，都内人应有屠杀，令河南尹李适之勾当总与赎取，并令百姓是日停宰杀渔猎等。自今以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断屠的目的，在于通过禁止杀生来祈求消灾赐福。

　　具体到中元节，从前道观在作斋醮之外，僧寺则要作盂兰盆会，所以此节道佛色彩并重。李商隐《中元作》有“绛节飘飖空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句，陈元靓《岁时广记》转引《道经》云：“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宫校勾，搜选人间，分别善恶，诸天圣众，普诣宫中，简定劫数，人鬼簿录，饿鬼囚徒一时俱集，以其日作元。都大斋献于玉京山，采诸花果、异物、幡幢、宝盖、精膳、饮食献诸圣。众道士于其日夜讲诵《老子经》，十方大圣高咏灵篇，囚徒饿鬼一切饱满，免于众苦，悉还人中。若非如斯，难可拔赎。”诸如此类，就是浓厚的道教色彩。

　　《东京梦华录》对宋朝中元节的记载，则关联佛教。“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热闹之外，书籍类如《尊胜目连经》热卖，用具类如“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的“盂兰盆”热卖，杂剧类如《目连经救母》热演，“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中元这一天，“供养祖先素食，才明即卖穄米饭，巡门叫卖，亦告成意也。又卖转明菜花、花油饼、馂豏、沙豏之类。城外有新坟者，即往拜扫。禁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本院官给祠部十道，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孤魂之道场”。

　　如果从中元节中挑选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恐怕非放河灯莫属，想来大家对这种情形都不陌生。关于宋朝的小说《水浒传》里，两次讲到了中元节，其中一次是第五十一回，梁山那伙号称好汉的人为了让朱仝上山而残忍地杀害年仅四岁的小衙内，当天正是朱仝带着小衙内来“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因为“七月十五盂阑盆大齐之日，年例各处点放河灯，修设好事”。梁山的那个所谓智多星吴用，想出了以杀害小衙内来断绝朱仝后路的馊主意。《水浒传》中另一次讲到中元节是第四十回，蔡九知府准备将宋江、戴宗“来日押赴市曹，斩首施行”之际，平日里“与戴宗颇好”的黄孔目救不了他，只好能拖一下就拖一下。他说：“明日是个国家忌日，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皆不可行刑。大后日亦是国家景命。直至五日后，方可施行。”结果，就是拖了这几天，给晁盖他们争取了时间，上演了“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的一幕。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云，宋太宗时，“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初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现在，上元保留得最为彻底，中元还在，下元有名无实或曰名存实亡了，其中祭祀亡灵的功能前移，合并给了中元。以今日对鬼神的认识，中元节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无疑也将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