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新年临近，各种层次的新年音乐会都会登台亮相。我对音乐完全是门外汉，去年元旦也在广州大剧院听了英国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与瓦西里·辛奈斯基新年音乐会。因为没有听到熟悉的旋律，每奏一曲又只是干巴巴的曲目名称而没有任何介绍，听得也就不明所以。电视剧《空镜子》里，“姜武”在这种情况下呼呼大睡，令“陶虹”很难堪。本人倒是还不至于，但思绪也不在现实而飞到了从前。

　　从前应该也是有音乐会的吧。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战国编钟，总共60多件，沉睡地下两千多年被唤醒并全部组装完成之后便演奏了一场音乐会，更不要说当年了。那场音乐会举办于1979年8月，以《东方红》开场，中有《楚商》《友谊地久天长》、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等，最后用《国际歌》收尾。古今中外皆可，足证这套编钟在战国时代完全可以胜任一台音乐会。与今日交响乐包含多个乐章的大型管弦乐曲所不同的是，奏出优美旋律的全套64件曾侯乙编钟，没有弦乐和管乐，全部是青铜打击乐，但是十二律俱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为后来的《吕氏春秋》印证了不少。曾侯乙编钟的成就，代表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在此之前，自然先有端倪。据说是孔子手订的《诗》中，出现的乐器就有20多种，属于土石制品的有缶、埙，属于金属制品的有钟、镛，属于竹制品的有笙、箫，属于综合制品的有琴、瑟、鼓、贲，等等。由此可知西周时人制作与使用乐器的手段，便已经十分发达。

　　如今的新年音乐会只是音乐会的一个时间节点，其功能显然在于陶冶人们的性情，普通人群得以参与，从前的也有这方面的功能，但更偏重在于实用，大抵用于宴会、祭祀等等，参与者因而往往限于帝王将相、各级官员。在陶冶性情方面，《荀子》是这么说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所以，先王制乐在于借之“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当然了，在荀子看来，音乐也如一面硬币的两面，所谓“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无《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改革开放之初，海峡彼岸邓丽君的歌曲在此岸被指为“靡靡之音”，指斥者大抵正有“郑声淫”的考虑。

　　唐朝一定有很多音乐会。玄宗也许要算是皇帝音乐家，“梨园弟子”的称谓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外，“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这里的“坐部伎”，对应的是“立部伎”。顾名思义，“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这也是玄宗的发明。二者的区别还在于，“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玄宗应该是个音乐全才，演奏中但“声有误者”而“必觉而正”，表明他具有乐团指挥的耳朵。他还擅长作曲，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不用说了，“民间以帝自潞州还京师，举兵夜半诛韦皇后，制《夜半乐》《还京乐》二曲。帝又作《文成曲》，与《小破阵乐》更奏之”。杨贵妃生日，其幸骊山，“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玄宗又好敲击羯鼓，以为羯鼓乃“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什么乐器也比不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史思明的战鼓，直接击碎了玄宗的羯鼓。此前，唐太宗曾谓侍臣曰：“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但御史大夫杜淹马上举例表示并不认同：“陈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有《伴侣曲》，闻者悲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观之，亦乐之所起。”杜淹的观点并不新，《礼记》中早就说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太宗坚持认为，那是就结果而反推其事所导致：“夫声之所感，各因人之哀乐。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以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后来，他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朕闻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魏徵也认为：“乐在人和，不在音也。”唐朝到玄宗的时候虽未亡国，但他过分沉迷其中，导致国家由盛及衰却是不争的事实。

　　新年音乐会自在我们这里流行之后，各国或各地的各种乐团便目不暇接了。但在中国演奏音乐会，还是应该接下地气。当年，理查德·克莱德曼以一曲《太阳最红》，把全场观众的情绪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印象中此后他在中国演出，总要和观众“共鸣”一下，《浏阳河》《我爱北京天安门》等都曾从他的琴键中流淌出来。相信观众中真正懂得音乐的极少，作为音乐场所，不能满足于把乐团拉来了事，还得多做些普及文章，让观众有所收益离去，而不只是单纯地看个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