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吃了四会的贡柑和砂糖橘，偶有所感。明朝王临亨《粤剑编》即云：“橘子，产自端之四会……五月间犹可食。”四会，今亦归肇庆市所辖，肇庆正古之端州。清朝屈大均《广东新语》亦云：“柑……以皮厚而粗点及近蒂起馒头尖者为良。产四会者光滑，名鱼冻柑，小民供亿亦苦，柑户至洗树不能应。”贡柑之“贡”，根源于此吧。至于“小民供亿亦苦”，拙文《特产之“害”》（载《历史如此年轻》）说的就是这回事。

　　桔与橘，本是两个没有关系的汉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第一批简化字的颁布，才使二者发生关联，前者成了后者的简体。桔，草本药用植物，读jie（阳平），如桔梗，根可入药，有宣肺、祛痰、排脓等功能。《战国策·齐策三》里，淳于髡对宣王求人才打了个比方，“今求桔梗于沮泽，累世不得一焉”，与孟子的“缘木求鱼”是一个意思。而橘，读ju（阳平），虽然果皮、果核及树叶也均可入药，比如以橘皮制成的药丸可以止痰，元稹《感梦》诗就说了，“问我何病痛，又叹何栖栖。答云痰滞久，与世复相暌。重云痰小疾，良药固易挤。前时奉橘丸，攻疾有神功”，但橘却是常绿乔木。草本与木本，属于两类植物。

　　柑与橘，我在北方生活的时候吃得少，也分不清，以为是一样的东西。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柑与橘“相类而不同，橘实小，其瓣味微酢，其皮薄而红，味辛而甘。柑大于橘，其瓣味酢，其皮稍厚而黄，味辛而甘”。其实如果多吃几个，很容易就能分清，光看这些文绉绉的句子，倒是很难弄明白。

　　柑与橘的历史相当悠久。屈原便有著名的《橘颂》传世，“后皇嘉树，橘徕服兮”云云，通过赞美橘树的种种美德，借喻自己异于众人。且以橘之“受命不迁”“根固难徙”的特性，自比志节如橘，恪守忠信，不可移徙。这是前人对橘赋予的人文意义的一面。《三国志·吴书·孙休传》中，裴松之注丹阳太守李衡时引《襄阳记》曰：“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李衡妻子是个贤内助无疑，然“甘橘千株”而“可足用”，可见橘之经济价值的一面彼时也相当可观。

　　《酉阳杂俎》云，天宝十载（751），玄宗谓宰臣曰：“近日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大家纷纷表示祝贺，“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等等说了一大通。这里的甘子，应当是甘橘，而不是柑。《杨太真外传》云：“开元末，江陵进乳柑橘，上以十枚种于蓬莱宫，至天宝十载九月秋结实。”宫廷栽的甘橘与江南、蜀道的甘橘味道一样，这有什么好贺呢？从《太平御览》所引《唐书》中可窥一二，概中书门下奏曰：“臣等今日因奏事承德音，闻江南为橘，江北为枳，以地气有殊，物性因变。”而玄宗认为自己打破了这一规律，“亦可谓稍异也”，宰臣们便没有理由不去逢迎了。“橘化为枳”的故事，众所周知出自《晏子春秋》，楚王故意以抓了齐国的盗贼来羞辱来访的晏子，结果晏子那段著名的回答令之自取其辱：“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

　　李肇《唐国史补》所云“罗浮甘子”，大抵就是柑了。钱易《南部新书》沿袭了李肇的说法：“罗浮甘子，其味愈常品。开元中，始有僧种于楼寺，其后常资献进。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之时，皆不结实。”这样来看，罗浮柑颇有灵性了，这当然是在扯淡。所谓玄宗幸蜀，实际上是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时，玄宗逃往蜀中。所谓德宗幸奉天也是一样，建中四年（783）藩镇叛乱，德宗被迫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将扯淡的事情津津乐道，未知是否某时出于抬高身价的考虑。庄绰《鸡肋编》载，罗浮山延祥寺“尝有柑一株，太平兴国中，有中人取其实以进，爱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贵之，竟传‘罗浮柑’。今山中更不复有，而其名不泯”。屈大均也说过，“唐有御柑园，在罗浮。按罗浮柑子，开元中，始有僧种于南楼，其后常资进献，其属有?（即红）、黄二色，大三寸者，黄者柑，?者橘也”。就是说，罗浮柑的确也不错，某个拙劣的“广告策划师”弄巧成拙罢了。

　　四会、罗浮之外，广东盛产柑与橘的地方委实不少，著名的化州橘红亦从橘而来，有“瀹汤饮之，痰立释”之效。再用屈大均的话说“吾粤多橘柚园，汉武帝时，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一百石，其民谓之橘籍，岁以甘橘进御”。《鸡肋编》已经说了：“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因为橘树“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还催生了“收蚁而贩”的行当，他们“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傍，俟蚁入中，则持之而去”，那些种植专业户则“买蚁于人”，并且把这种蚂蚁叫做“养柑蚁”。马上就要过年了，广东人家的标配之一是家里摆上盆栽金橘，蕴含了包括“万事大吉”在内的多重寓意。联系历史，可知这种传统有必然形成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