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科学家们聊天，几位从事基础研究的人都提到过相似的郁闷经历。申请科研项目时，若是前人都没做过的“突发奇想”，总会被评审专家问一个问题：别人都不做，要么是错的，要么价值不大，我们为什么要做？可若是已有领域的继续钻研，又会被问：既然人家都做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做？

　　两个问题似乎都问得都有道理。几十年以来，中国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部分领域追赶上了国际水平，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那么，在科研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想要把钱用得有的放矢，似乎确实该问问：既然别人不做，我们为什么要做？但中国科技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重要时期，跟上国际前沿固然重要，但要想走向学术巅峰，必须有开山立派的创新，因此遇到跟踪研究的项目也应该问问：这锦上添花是不是必须要做？

　　或许这个让人无法回答的两难问题，折射出的是中国基础研究对自身定位的迷惑——现阶段对中国基础科学究竟在什么位置？哪些领域需要跟踪模仿，那些方向期待从0到1的突破？而为了得到从0到1的突破，我们能否承受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科学研究面对的是未知世界，谁也无法预言结论。

　　当欧洲在美国停止大型对撞机建设的情况下批准建设欧核中心时，不知道是不是有人问过：美国都不建了，我们建了有什么用？十多年前，当美国物理学家们开始建设LIGO（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时，不知道是不是也被问到：全世界都不建，我们为什么要建？

　　笔者明白，这种已知结果的回问，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轻描淡写，这些项目的上马也远比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不得不承认一点：他们非常明确自己要做什么样的研究、会得到什么样的产出，哪怕找不到希格斯粒子，哪怕测不到引力波，能够肯定地回答“没有”，也是对自然规律的突破性认识。对于很多特别重大的科学问题，“没有”甚至比“有”更让人激动。

　　这首先是因为学术共同体已经对基础研究的性质有了成熟的认识，能够正确地看待基础研究的“成”与“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失败往往指的是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但对科学研究来说，没有达到预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但得到了在不预期之中的更重要的结果。丁肇中教授曾总结过，科学历史上的大约一半的著名实验都是这个歪打正着的情况。另一种可能是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但告诉大家“目前为止此路不通”，让后来者要么挖掘得更深、要么另辟蹊径，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这或许也代表了他们对自身基础研究所处的位置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并通过项目的选择给出指引：鼓励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并愿意接受结果的不确定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对任何一个问题给出绝对的答案可能都是不现实的。科技政策问题也是如此。面对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跟踪模仿固然重要，但我们也有必要认真考虑并给出答案：拿出多少科研经费进行从0到1的研究是合理的？能不能多一些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非共识项目”？与之对应，我们应该设计什么样的遴选制度和评价体系去鼓励一部分科学家去从事这样开山立派的研究工作？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类研究单独划分出来，予以资助和评价？

　　基础研究要面向国际前沿，没错，但还不够——前沿毕竟也是别人探索出来的。或许也该加上：基础研究要敢于面对不确定性，开拓从0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