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爆炸正常！”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伴随着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九院第九作业队技术员高深的一声呼喊，新疆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主控制站的人们欢呼起来。

　　当时的工作人员朱建士站在距离爆炸铁塔60公里的观测点上，没有听到爆炸的声音。背对着爆心的他，在一阵欢呼声过后转过身来，看到一朵蘑菇云从遥远的地平线上缓慢升起。

　　今年80岁的韩云梯记得，那时，刚刚按下起爆按钮的他，没能像同事们一样，在第一时间去欣赏蘑菇云，而是独自完成了余下的几个程序后，才走出主控制站，与现场指挥拥抱在一起。今年96岁的方正知记得，二机部九院副院长、爆轰物理学家陈能宽激动地抓住他的手，说了一句话：“我们总算没有装错呀！”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之际，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工作人员侯艺兵采访整理的口述历史《亲历者说“引爆原子弹”》《亲历者说“原子弹摇篮”》，由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参与口述的近60位老人，平均年龄已超过80岁，那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最骄傲的青春记忆。

　　寻找九院人

　　2009年，朱建士给侯艺兵看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1964年10月朱建士和第九作业队管理的701队7位队员在原子弹铁塔上留下的一张合影。在当时严格的保密制度下，留下这样一张合影，实属难得。当年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如今在哪儿？在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背后，他们都做了什么？做口述史的念头，在侯艺兵的心头萌生了，他说：“现在，反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段历史的出版物不少，但参与研制的科技人员发出的声音却不多。‘纪事’也好，‘揭秘’也罢，都无法替代亲历者的讲述。于是，我决心写口述史。”

　　朱建士是侯艺兵的同事，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原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经过多方寻找，照片上的8位当时的工作人员还有7位在世。最终，侯艺兵手头的采访名单也从这701队的7个人拓展到整个第九作业队。当年，二机部九院派出了第九作业队222人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任务就是原子弹的押运、装配、安装、测试、保温以及插装雷管、点火引爆。寻找直接参与这些工作的九院人，全面还原原子弹引爆的全过程，成为侯艺兵最紧要的任务。

　　当年的九院，从北京到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上的221厂（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工厂的代号），再到总部位于四川绵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几经变迁。曾经的九院人，散落在全国各地。侯艺兵的足迹遍及北京、绵阳、济南、苏州、上海、西安，老一代九院人终于一个个出现了，就连在核爆铁塔上拍摄那张合影的吴世法，也在大连找到了。

　　2011年年底，侯艺兵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九院原副院长朱光亚撰写的《参加首次核试验工作总结》，第九作业队各分队的代号及负责人的名字赫然其上。其中有不少人正是侯艺兵已经采访过的对象，然而，他们中的10位老人已经离世。

　　“‘两弹元勋’邓稼先曾说过，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这些受访者就是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他们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科技工作者。然而，在原子弹爆炸这个长长的链条上，他们却是各个环节的‘操刀者’、亲历者。他们讲述的，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最真实的人生。”对于口述史的价值，侯艺兵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