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刘源张回到原单位。可“特务”的嫌疑还没有平反，出狱后一年多，他没有被正式安排工作，只能自己干些教授英语、翻译日语的工作。

　　八年多的囹圄生涯，让刘源张觉得不能再浪费一分一秒了，他迫不及待要重拾一度中断的工作，尽快将在狱中的思索运用到实践中去。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扭转了刘源张的命运。

　　1976年6月23日，受清河毛纺厂副总工程师王槐荫的邀请，刘源张到清河毛纺厂开展质量管理工作，在这里开办了第一个“全面质量管理”讲习班，组织了我国第一个QC小组（质量管理小组）。

　　“我叫刘源张，是到厂子来学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来的。”1977年春，清河毛纺厂的会议室里，后来成为北京市质量协会秘书长的韩以俊见到了刚刚讲完课的刘源张，只见他身穿褪了色的工作服，满身的粉笔灰还未来得及掸掉，头发稀疏。

　　韩以俊心疼刘源张。“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刘源张却平淡地说：“唉，那都是历史了，都已经过去了，不提它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加劲地工作，拼命地工作，把‘文革’期间损失的时间追回来。追是追不回来了，我们就补回来吧。”一席话，满屋唏嘘。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刘源张先后到清河毛纺厂、北京内燃机总厂、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电视机厂等单位试验和推广“全面质量管理”。他主动上门给企业传授科学管理知识、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以至于在家的时间极少，夫人张宁戏称：“家只是他的一个工作中转站或是会客室。”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这个春天里，刘源张像孩子般兴奋，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被压抑多年的奋斗激情喷薄欲出，他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这一年，刘源张晋升为研究员，出任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院党组决定平反这一冤案，恢复名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1979年1月10日，刘源张终于盼来了中科院的平反结论。

　　而在平反前的三年里，刘源张的足迹早已踏遍了全国上百家企业，他用热情和学识在企业里浇灌着“全面质量管理”之花，为“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企业和工厂“拨乱反正”，帮助它们恢复生产、解读质量问题。

　　刘源张不会忘记那一天。1979年12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54岁的他站在主席台前，从邓颖超同志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的勋章。

　　这一刻，刘源张兴奋、激动与自豪。在他看来，这是国家承认了质量管理作用，是对所有质量工作者的肯定。他一生获奖无数，却最为看重这个奖项。他将这个荣誉印在了名片上，为的是提醒自己，要时刻担负起质量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我不需要你做科学家，但你必须是专家。”1982年7月，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的佟仁城刚到中科院系统所工作，初入师门，刘源张对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在之后长达32年的交往中，佟仁城逐渐理解了恩师所言的“科学家”和“专家”的区别。所谓“科学家”，是指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研究人员；“专家”则是指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在刘源张看来，对质量管理工作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陈旧的，真正有生命力的知识全在企业家的脑袋里，这就要求研究者一定要到实践中去，到企业里去。

　　刘源张一生这样要求自己，“崇尚实践”的信条也成为质量学子宝贵的财富。

　　“正是江南好风日，花开时节又逢君。”1978年到1983年间，刘源张六进山城，到湖北十堰为二汽解决质量问题出谋划策。1983年3月22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用动情的笔触，表达了对刘源张由衷的赞许。

　　刘源张对工作的投入和热情，源于他对党和国家深深的爱。他一直对身边人说，把产品质量工作搞好，就是“既尽了孝又尽了忠”。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1日，在鲜艳的党旗下，61岁的刘源张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等了22年。早在1964年，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出身成分不好，申请书如石沉大海。出狱后，刘源张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终于在1986年6月底成为预备党员。

　　和他同一天入党的，还有现在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当时的系统所博士生汪寿阳。在刘源张身上，汪寿阳看到了一位科学家“几度劫难心不死”的报国热情，“刘先生一生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这个评价”，刘源张去世后，汪寿阳郑重地将此写进了讣告的第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