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22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新快报记者陈某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已于10月19日被长沙警方依法刑事拘留。23日，《新快报》在头版以“请放人”为题刊发评论。此前，中联重科就陈永洲报道涉嫌损害中联重科商誉一事向长沙警方报案。目前，中国记协已介入调查。（人民网10月23日）

    头版斗大的“请放人”三个字，既是关键时刻的呐喊，也是绝望中的呼告，背后透出些许悲凉与无奈。几篇监督报道，竟换来长沙警方的跨省刑拘，来势可谓凶猛。在警方的权力抑或是企业的财力面前，不单是记者敌不过，作为后盾的报社能做的又有多少呢？

    法治社会，比拼的当然不该是实力，所以媒体自保时的杀手锏无他，只能是将其公之于众，以舆论压力换取公平对待。这当然不职业，甚至不体面，可如果每天呼唤公平正义的记者都得不到保护，这张报纸又有多少存在的价值？退一步说，这种羞辱令人无法视而不见。

    损害商业信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给他人的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毫无疑问，记者永远不可能掌握完全的信息，假如个别细节与事实有出入，只要不具备主观恶意，即明知不实或故意捏造，不应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退一步说，即使证明记者确有主观恶意，也不应直接对其采取措施，因为刊发报道属于职务行为，首先应当追究法人的责任，也就是起诉报社进行维权。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两高”近日对于诽谤罪的司法解释也表明，主观故意与否也是是否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

    也许信誉受损是真，也许权益受损是真，但报道失实了吗？警方无可奉告，也许他们想的是先抓后审，让记者自证其罪，这样更有把握。舆论监督类报道，自然要鞭挞社会丑恶，客观上给被监督对象带来损失，可如果报道实事求是，那只能说他是咎由自取，还有什么理由反戈一击？

    可以想象，与起诉报社相比，直接跨省刑拘稿件作者的威慑力无疑要大得多，也更能“出气”。如果说涉事企业的恼羞成怒很好理解，那么当地警方的言听计从就不可理喻了——莫非警察是企业豢养的家丁？年利税达到上百亿元的企业都会受到特殊保护？

    既要证明报道不实，又要证明主观故意，还要对绕开报社向记者开刀的做法作出解释，长沙警方的压力着实不小。更加令人担心的是，一旦这条罪名被滥用，任何单位都可以轻易逃避社会监督，使公权成为金钱的附庸，让法治一次次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