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不“配合”拆迁，身为人民教师的儿媳竟被调至拆迁指挥部。长沙某小学老师谭双喜的遭遇使“株连式”拆迁再次被放在聚光灯下。公众眼里毫无道理和人情的“损招”，却屡屡被一些地方、一些干部奉为“妙招”，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谭老师的遭遇只是“株连式”拆迁的鲜活一例。近年来引发争议的征地拆迁事件中，以亲情绑架的方式做被拆迁群众“思想工作”的做法并不鲜见。一部分以政府文件形式白纸黑字“红章”地做出决定，更多的却是通过会议、谈话等给当事人不断施压，形式或显或隐，“威力”与“压力”在弱势一方却可等量齐观。

    “株连式”拆迁体现的是典型的权力的肆意和放纵。受“株连”者常见的身份多是教师、医生、基层工作者等公职人员，以“非常手段”逼迫其参与和本职工作毫不相干的拆迁，既超出了所属公职单位的管理权限，更有悖现代社会基本的法制原则。从社会角度而言，哪怕最终拆迁户“就范”，也极容易对家庭亲情和人格尊严造成持久性伤害。

    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非法拆迁、野蛮拆迁，但“株连式”拆迁却仍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折射出一些地方根深蒂固的不良政绩观，只管进度，不讲态度；只管有效，不顾有害；只管“摆平”，不论水平；只顾迎合长官意志，不惜挫伤群众意愿。

    随着法制健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阳光、规范、和谐地推进征地拆迁已渐成共识。再正当的征地拆迁行为，都不能突破法律的尺子、制度的笼子，同时要更多地照照社会民生的镜子。用一种上不了台面的方式做群众工作，最终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