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交通违法会否招致党内处分？拿“自己挣的钱”买豪车名表，又会否触碰党纪……随着《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两项新规的印发，关于共产党员的权责问题引发的疑惑和争议，成为连日来舆论的关注焦点。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另一则新闻。据人民日报报道，中组部不久前召开的发展党员工作座谈会上专门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党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贯彻好“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总要求。据透露，十八大以来，全国发展党员工作“总量调控步入常态，党员增长过快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发展党员结构亦在持续改善，发展党员质量总体得到提高。

　　拥有8000万党员的大党实行“总量调控”，是一次颇具历史意味的调整。根据中组部今年6月发布的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05.7万名，较上年减少35.1万名，降幅为14.6％；而在2013年，全国发展党员数量240.8万名，十年来首次低于上年。

　　连续两年低于2%的党员增幅，显然意味着入党门槛的提升。很多时候，“准入门槛”是高是低，不仅决定着一个组织的成员结构，亦影响着公众及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观感和期待。普通机构尚且如此，需要体现“先进性”和“纯洁性”，能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更加自不待言。

　　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当然是党组织乐见的情形。但“壮大”并不能理解为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要实现一种更讲求质量的“内涵式增长”。人们业已熟知经济增长不能只重规模不求效益的道理，对于一个组织的健康成长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今中央提出“总量调控”，正是要扭转此前某种程度上的“扩张”倾向——组工部门并不讳言，一段时间来一些地方发展党员工作出现只注重数量、不重视质量的情况；一些群众反映，“入党的门槛变低了，党员的素质有所下降”。

　　“入党门槛”本来并没有天然的弹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章，就已明确设定了入党门槛。这套门槛除了一整套严格的党员发展程序，更有对共产党员“素质”和“资质”的界定。简而言之，究竟哪些人“可以进来”，进来之后又该“怎么办”，党章和有关规章同样写得很清楚。百分之百依据这些原则，确认每一名发展对象的入党资质，并严格遵照程序执行，“准入门槛”并不存在随意放低的问题。

　　现实中“准入门槛变低了”，恰恰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发展党员过程中，看似遵照了程序规定，却忽略了同样重要的“资质认定”。譬如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又明确“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等等，这些文字看似抽象，事实上却都是对生活、工作和思想的明确指针。是否真正认同并且践行此道，其实就是发展党员时所需考察的“资质”，亦即“准入门槛”。门槛本没有高低之分，但若把这些视作空文，而不是奉为内心律令，那么准入门槛自然是被人为地“变低了”。

　　如今中央明确“总量调控”，舆论普遍解读为“提高入党的准入门槛”。这当然不错，但更准确的理解，其实是对既有门槛的一种坚守和回归——本来，这就是一道不低的门槛。而对时下舆论纷争的“党员新规”，透过“门槛”看过去，或也能得到一些别样的启示：诸如“交通违法会否招致处分”等等，新规其实有明确界定，把文本读明白，其实就能避免误解。而对“花自己的钱大肆挥霍”等等，倒也不必过于纠结——“花自己的钱”当然是法定权利，但“大肆挥霍”毕竟不是好的风气，更不合乎党内规矩。“党纪高于国法”，这理应是入党时应有的认同。既然自愿加入党组织，成为组织的成员，自然要遵循组织设定的规则。

　　须知，作为党员，对规则负责，也就是对入党时的自我誓言负责。既然如此，日后必要地让渡一些“自由”与“权利”，又有什么可纠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