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毫无法律根据的协议，实质是彻头彻尾的违法施与当事人的“封口费”，不仅暴露出执法部门的法治无知，且让简单案件长期游离于法治轨道之外而得不到解决。

　　据报道，1995年，安徽霍邱县村民陈家杨被警方认定为杀人嫌犯并被羁押。两个月后“死者”归来，陈家杨当晚即被释放。按正常程序，该案在赔偿问责过后就能圆满解决。遗憾的是，公安机关面对自己的错误羁押，却选择了“私下和解”的方式，与当事人签订了所谓的“不追责协议”，不仅没有案结事了，反倒引发当事人经常上访、官司不断。

　　从羁押和释放均未出具任何手续，到公安机关承认存在刑讯逼供，刑事执法中的违法责任不难判断。20年前的法治环境毕竟不如今天，今天打捞起这个案件，虽然其中的刑讯仍值得反思，但完全细究刑讯元凶似乎有些刻板机械。相反，公安机关与当事人签订的那一纸“不追责协议”，倒更能透露出几分现实痹症，其教训值得今天的执法者认真汲取。

　　害怕担责，在金钱补偿的基础上签订“不追责协议”，这种做法至今仍有“市场”。这种毫无法律根据的协议，表面上打着“协议”的旗号，实质是彻头彻尾的违法施与当事人的“封口费”，不仅暴露出执法部门的法治无知，且让简单案件长期游离于法治轨道之外而得不到解决，甚至滚雪球般变成“历史难题”。

　　违法的协议自然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一旦当事人反悔，陷入被动的不只是执法者，还有更多的国家资源被浪费。本案的纠错原本极其简单，但是其处理方式对任何一方而言都堪称“完败”。对当事人来说，由于没有一个法律上确定的赔偿标准，私下补偿引起的反倒是合法权益诉求的无终结性，提起信息公开诉讼不过是“曲线维权”的方式而已。且这种权益的不确定性还导致当事人生活的不稳定，20年前的村“首富”如今变得“家徒四壁”，很难说与其长年上访没有任何关系。

　　对当地公安机关而言，为此耗费的财力精力与公信力损失，并不比需要依法承担的责任少。按照法律标准，错误羁押两个月的国家赔偿金并不多，刑讯逼供造成的医疗费用再多也有限数。而本案中，警方不仅在两次救助后为当事人协调申请了低保，还连续几年进行慰问，结果反倒演变为一桩烫手山芋般的“积案”。对国家资源而言，从不断上访到提起行政复议，从县法院一审判决“把球踢回公安局”到当事人向市中院提起上诉，各种资源耗尽却对解决案件实质问题几乎没有意义。

　　昨天的错案，今天的镜鉴。透过一纸荒唐的“不追责协议”，我们当警醒法治无知带来的苦涩后果。逃避法治化的解决方式，公权力终将陷入自己编织的无休止的利益纷争中，这就是不依法办案的代价，更是不及时依法纠治错误执法的代价。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