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首次公开了习近平关于党纪的大量论述，其中一处特地拿干部休假问题说事：“很多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到节假日就不见了，到外地去休假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放得下心？一旦有个什么事怎么办？”

　　按照总书记的意思，节假日自觉坚守岗位，就是领导干部应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一种“规矩”——干部不是不能休息，但“关键是如何休息、在哪儿休息，有没有考虑到自己肩负的职责”。对节假日的休假也立下规矩，尺度当然很严。也不免有人纳闷：节假日休息，不是公民的权利么？既是权利，又何以不能有些“自由空间”呢？

　　能不能有“自由空间”，确是不少官员遇到的困惑。早先一些官员随意脱岗离岗，借故是有些“私事”，拿出的理由是应该有“自由空间”；曾经引发争论的“8小时之外”问题，一些官员主张下班后做什么“全由我做主”，其打出的招牌也是应该有“自由空间”。殊不知，恰恰在这个“自由空间”，“万庆良”们跑进了高档会所，“刘铁男”们搞起了权色交易。

　　这绝不是说，“自由空间”是腐败的导火索——贪官们的落马，不在于他们有“自由空间”，而在其滥用了“自由空间”，这是一个常识。而享有依法前提下的私人领域和自由空间，也是普通公民不可侵犯的正当权利。但身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是否享有、又能享有多少“自由空间”，却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

　　参照“节假日休息”方面的规矩，党员干部享有的“自由空间”，显然少于普通公民；而若身为“地方、部门负责同志”这样的要职，这样的“自由空间”也就愈显狭小，其被“夺去”的，也不只是“节假日随意休假”这一项“个人权利”。乍看起来，这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显然，官员、干部异于常人之处，恰恰就在这样的规矩。

　　邓小平当年有一句用以自勉的名言：“谁叫你是共产党人呢？”据其观念，既然当了共产党人，便唯有夙夜在公，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今天谈论党员干部带头践行“三严三实”，其实也适用同样的道理。党纪高于国法，共产党员身份的特殊属性，也就决定了党员干部所需遵照的特殊规矩：党员干部是公民，却不是“普通公民”，其在履行一个公民应尽义务之外，还需履行党员干部的特殊义务；而在普通公民享受的权利中，党员干部亦需必要地让渡出部分权利。

　　由此再看，要求身肩要职的党员干部节假日不能“随意休息”，绝不能算是苛责。何况，“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同志”身上，除了“共产党人”的特殊要求，还有领导岗位赋予的现实职责。既然身居这种比一般干部更显要的要位，能不能有一种“自觉的牺牲”，其实就是衡量干部“三严三实”成效的标尺。

　　另一方面，探讨党员干部的休假问题，也要防止另一个极端。忙于工作而不惜牺牲假期的干部，现实中也不在少数。这本是可敬的现象，但在一些机关、企业和单位，“带头人不休假”却渐渐异化成了“带头不休假”——碍于某种官场“潜规则”，不休假的官员往往对其下属产生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导致“不休假”成为一种固定导向；人们呼吁多年的带薪休假制度迟迟未予落实，相当程度上也源于这种潜规则。

　　显然，如果任这样的潜规则成为明确导向，其实是对政治规矩的异化和曲解。不让“随意休息”，绝不是“不让休息”。在休假制度落实并不完善的当下，一些地方倡导领导干部“带头休假”，仍有其价值所在；而一个优秀的官员，把准公私权利的边界，除了奉献时的身先士卒，更需要规则面前的自觉捍卫，避免自身的“权利让渡”异化为对他人的“权利侵犯”。这些，同样是“三严三实”应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