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成绩喜人，然而在一些地方，“吃拿”有所减少，“卡要”依然存在。年初为降成本作出的承诺，有很多至今还浮在水面上。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降成本有再次沦为“空头支票”的危险，这绝非危言耸听。

　　最近，《人民日报》分两次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浙江、河南两省四市的53家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甚至逆势攀升的现象，读来让人揪心不已。

　　企业最盼望能得到切实降低的不合理生产成本，第一位是税负，其次是用电成本、物流成本和融资成本。有企业揭露，企业要交多少税，不是根据生产经营实际征缴，而是由税务部门年初内定指标，分配到各个企业按指标征缴。有企业想不通，国际油价已从高点时的115美元/每桶跌至35美元/每桶，可是企业高企的物流成本依然纹丝不动。

　　有企业痛斥“变压器使用费”迄今照收不误。河南某企业眼下正在调整产品结构，经常主动停产，企业一年只有两次向供电部门提出停电申请，若获得批准，虽不用电也要交纳变压器使用基本电费200万元。若停产不用电又不申请报停，就得交纳变压器使用基本电费600万元。如此“抢钱”毫无愧色，无外乎武大郎开店独此一家。某企业诉苦，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水，地方政府只发一张污水处理牌照，持照企业不但收费特贵而且一年只让企业清运两回污水，弄得企业不但要为污水垄断清运支付高昂费用，还得为在厂区内“储存污水”长期支付大笔“保管费”……

　　如果说上述带普遍性的个案，揭露的主要还是企业不合理的生产成本，那么，企业普遍面临的近乎于荒诞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之高，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今年3月，郑州市下发文件，允许困难企业出租多余厂房用于自救，某服装企业兴冲冲拿着文件跑到规划局，办事人员张口就说“我们没收到文件办不了，你让市里专门给我们发个文件！”某企业上项目跑省里走审批程序，省里说此项审批权已下放给县里，企业遂回头找县里，工作人员冷冰冰甩出一句“我们还没整明白，你们先回去等着吧”。政府里当差的公务员可以慢吞吞“研究”上面下放的审批操作流程，但市场瞬息万变，企业哪里耗得起！

　　简政放权、剥离中介服务、为企业松绑，中央政府推动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评估、评价、评审等前置环节，有些和政府机构关系亲密的“市场中介”，收费比原先的“红顶中介”更狠，“三评”次数更多更细更密。某企业在同一个厂区，将一台使用前即经过环评的设备从甲车间挪至乙车间，也得请“市场中介”再做一次荒唐的环评，白白被敲诈走几万元。一项标价20万元的检测，若企业同意每年购买“打包服务”，可按半价收取；若企业不同意，那么省市县三级质检机构随时都可能找上门来，每来一次企业须支付“检测费”10万元……

　　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成绩喜人，然而在一些地方，“吃拿”有所减少，“卡要”依然存在，只是手段更隐蔽，往往以“不同意也不反对”的方式让企业干耗着。受访企业反映，为维护政商关系支付的费用，依然要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1.2%至1.5%.这个比例是高还是低，外行人不一定能看出门道来，可内行人都清楚，如今国内企业税后平均净利润最多也就相当于销售收入的5%至6%呀！

　　最近3年间，仅中央一级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有近600项，据测算每年可减轻企负近千亿元，这个减负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不过，如果分摊至全国7000万个市场主体身上，每家企业平均减负也就1250元左右。结合《人民日报》报道的情况，可知为企业降成本作出的努力，在一些地方不过是“雨过地皮湿”。

　　降成本是为了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立足当下，降成本更是帮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为困难企业的雪中送炭。时不待我，一眨眼上半年就要过去了，年初为降成本作出的承诺，有很多至今还浮在水面上。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降成本有再次沦为“空头支票”的危险，这绝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