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起草的有关情况作了说明。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定，也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拿出新的办法和规定。”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出自《韩非子·五蠹》，强调法度应随时顺应变化而变化，社会才能治理得好；社会管理与社会实际相适应，才能取得成效。其下一句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时代发展了而治理方式却一成不变，社会必然危乱；智能高的人多了，而禁令规定却一成不变，国家必被削弱。所以，圣人治理社会、管理民众，法治会随着历史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会同步变更。法治只有变革，只有随时代、社会变化而变化，才能取得长治久安的效果。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是古代治理尤其是变法理论的核心命题。在韩非之前，商鞅曾就“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提出“治世不一道”“法宜其时则治”的观点，主张法要应时而立，应时而变。商鞅有《商君书》传世，其中说：“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又说：“礼、法以时而定。”都是说立法治世要审时度势而行事。商鞅正是应战国新兴军功阶级兴起这个“时”，通过南门立木的方式赢得民众，树立起变法的威信，使秦国在短时期内便国富兵强，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

　　无论是“与时转”还是“与世宜”，都强调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贯的真理：只有“变”才一成不变。我国历史上有关的论述很多。例如《淮南子·人间训》说：“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骥逐人于榛薄，而蓑笠盘旋也。今霜降而树谷，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周易》则总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达到一定程度或极限就会变化，变化才能畅通，畅通才能长久。所以《礼记》等主张“与民变革”。隋代学者王通说得好：“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清末变法维新时，维新人士就喊出口号：“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任何事物都要变，法度自然也不例外。根据情况的变化而灵活行事，才能避免法规弊陋；如若不知变化而墨守成规，良风美俗就难实现。所以说，治理国家必须善于了解时事，通权达变。

　　不论自然宇宙还是社会人生，万事万物动静行止，迁流不息，千变万化，人们要适应变化，就要了解那个“时”。《系辞传》说：“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的原则是“与时偕极”“与时偕行”。三国时代的著名易学家王弼说“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因时而变正是《周易》的精义。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倡导“君子而时中”，人们应合乎时宜、随时变通，力求分寸恰当、合乎尺度。只有敏锐地感知时代或时势的变化，才有可能做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才能“动静不失其时”，顺应时代变化，从而“物无不顺”。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不仅在于说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适应时代和社会新情况需要应运而生的重要文件，而且强调新老准则之间的相互联系，这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所必须遵循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有新的标准和要求，全体党员应顺应时代潮流，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提出警示，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全体党员应认真学习与领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精神实质，适时体察新情况和新问题，顺应时代发展变化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要求。

　　（作者系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