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城市精英选择离开，那么，人口增长就无法阻止城市化质量的下滑。长此以往，城市的锐气就会丧失，城市就会从发展的动力变为障碍。

　　岁末年初，雾霾再度成为国民话题。毫无疑问，空气污染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早就不局限于公众的健康本身，已蔓延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些居住在经济发达地区、深感雾霾之苦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士产生离开的念头。最近，一篇刊发在澎湃新闻网的报道，讲述了三位曾经或现在仍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母亲的行动：离开的不再回来，走不了的也想离开。

　　逃雾霾可不是开玩笑。每逢法定节假日，或者个人年休假，一些生活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士选择度假目的地，最重要的考虑往往是当地空气质量如何。不管这种被形象地称为“洗肺”的举动有没有用，它至少表达出了一些人的态度：以个人的努力，无法控制雾霾是否发生，就选择逃离。

　　如果把以旅行等方式逃雾霾，视为人们对自己健康的重视，对良好空气质量的诉求，那么这种情感表达当然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认为是环境污染的必然代价。然而，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频发的雾霾，永久地离开所居住的城市，而且这些人中间很多还是城市的精英，对这种现象就不得不引起重视。精英的散失，对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无疑是长远的。

　　自从人类脱离农耕文明时代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城市就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阵地。总体而言，城市吸纳人才、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一个城市越大，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越明显，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就越大。“大城市病”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较低水平，特别体现在城市化的质量上。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城市化质量的一个标准。不过，对于什么是中等收入群体，很难给出一个确切标准。同样一个人的收入，放在三四线城市可以算是中等收入，放在一线城市可能就算偏低的收入。但是，那些有实力因为雾霾逃离城市的人，无论从个人心理认同上，还是社会观感上，大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些人逃离城市，无疑是对城市化质量的一种损害。

　　逃离雾霾，是个人的价值选择，往往出于理性。毕竟，与健康相比，外在的荣誉、收入乃至子女教育都可以放在其次。这种理性导致了人心的散失。在短期内，城市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城市精英选择离开，那么，人口增长就无法阻止城市化质量的下滑。长此以往，城市的锐气就会丧失，城市就会从发展的动力变为障碍。

　　治霾是长期化的工作，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也证实了这点。目前为止，很少有因为环境污染而衰败的城市案例。不过，过去没有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而且，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也堪称殷鉴。如何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让人感受到城市的善意，把人心留下来，是治霾本身之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何况，中国还没有什么地方达到了有资格逆城市化的水平。

　　只有把人留下来，特别是把“关键”的中等收入群体留下来，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城市发展才能持续地良性循环。逃离的人越多，参与治理的人就会减少，推动环境改善的积极力量就会削弱，治理的难度进而变得更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后果，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块倒下去，直到压垮人心中最后一根稻草，让人对城市产生悲观的预期。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