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下午，阳光洒满大学操场，足球场上的他正挥汗如雨。她走到操场边，把他叫过来，说了几句。他傻了一样，呆呆立在那里……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和她是我的大学校友。据知情人后来讲述，她当时跟他说的，是怀孕一事被学校发现了。因为这事，已上大四还有不到一年就毕业的二人，双双被学校开除了。这些年同学聚会，偶尔说起他俩，口气中满是惋惜——对二人行为不慎导致命运转个大弯的惋惜，却少有人抱怨学校当年处分过严。

　　当时的法律不像现在这样完备；学生的法律意识更不像今天这样强。有时想：如果二人跟学校打一场官司，结果会怎样？

　　类似的官司，或许不久会有。这几天，贵州凯里学院“十条禁令”引来不小争议，该校学生对“严禁校外留宿”“严禁未婚同居”等规定反应激烈。一名学生接受采访表示：“我对于‘严禁未婚同居’这一条就是想不通，我们也是成年人，有生理需要不可以吗？不让租房还不让在外留宿，如果禁令真的要这么实行的话，我真的无法接受。”一旦哪天学校因为违反上述校规处分学生，诉讼可能也就快了。

　　当年，未婚同居被绝对禁止，对怀孕则是“零容忍”；如今，未婚同居即使不是普遍现象，也绝非个别。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违反禁令的学生，即使需要承担不利后果，也不至于像当年那样被学校除名终止学业。这似乎可以看作社会的进步。

　　但“进步”是有代价的。未对未婚同居做过统计，对于基于爱情和基于“生理需要”（学生语）的同居各占多大比例，不敢妄测，但如果有后一种情况，它显然是对传统意义上爱情忠贞的背离。

　　上大学的时间和现在的大学生差了三十年，观念方面有了很大差别，我无意也不可能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任何人。之所以把当年的事说出来，只是想告诉年轻人：曾经有过那样的观念，校方在这件事情上曾做过那样的规制。你可以鄙视那种观念不够前卫，可以批评校方当年管理不够人性化，但也请思考：其中真的没有合理成分吗？

　　未婚同居对不对、好不好，不同人会作出不同判断，暂不说它。值得考量的问题是：学校可不可以、应不应该对此做必要的规制？

　　“现在法律都没有非法同居罪了，学校凭什么发布这个禁令？”这是学生的说法：“《婚姻法》都没有禁止大学生未婚同居，校方却规定‘严禁未婚同居’，我认为校方的规定是违法的”，这是有的专家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学校管这事，纯粹是多此一举。如果说学生法律意识不强知识有限，如此认识问题尚可理解，专家用“法无禁止即可为”解释这事，却让人大跌眼镜。

　　“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这句西方法谚准确界定了公民和政府的行为边界，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被反复引用。在法律层面上，这样说当然不错。对于公民来说，某一行为只要法律未予禁止，“为”就不会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不过，放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将“法无禁止即可为”绝对化是有问题的。举个简单例子，法律并未对通奸做规制，但如果你是党员干部，通奸就可能让你受党纪政纪追究。

　　法是一个人的行为底线，它对人的规制相对宽松。社会要正常有序运行，除了法律，人们还要受道德、纪律等多种规则制约，其中包括学校基于管理需要对学生的必要约束。当未婚同居对学生学业、安全和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的时候，规制既是学校权力，也是职责所在。当然，如何规制可以讨论，出台规则也应通过正当程序，但必须明确的是，对高校来说，该管的事儿不管，也是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