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深化改革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湾区经济不仅是一种新的开放模式和发展理念，是继特区、自贸区后出现的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区域引擎，而且还肩负着探索国际间区域合作的可行模式，探寻共同繁荣、分享发展的有效方式，开拓以开放促改革的制度变迁创新路径之使命

　　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度提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层面的经济规划，这为粤港澳城市群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赋予了新使命。湾区经济对中国而言绝不是简单的区域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中国社会深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它与特区、自贸区一样，都担负着不同发展时期所赋予的不同内涵的改革目标与使命。湾区经济将以其自身的探索与发展，促进中国社会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

　　中国的三大湾区基本位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完善、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它们既承载着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更积淀着丰厚的财富资本、要素资本与制度资本；而且其地缘区域又形成了特区、自贸区与湾区经济带叠加的势态。但是，由于中外湾区经济形成的历史过程有所不同，中国湾区所面临的问题及所承载的功能也有其显著的国别性。

　　首先，尽管中国三大湾区经济带已经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由于形成时间和机理形成的路径不同，我国三大湾区市场经济的成熟度还远远不够。世界三大湾区分属两大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和日本，拥有成熟的社会运作机制和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如大纽约区划是1898年形成的；旧金山是19世纪中叶“淘金热”中迅速崛起的；东京湾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我国三大湾区则是近4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形成时间较短；从形成机理上说，率先改革与发展的意义更加重大；从我们自身发展的情况来看，虽然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但又具有同样明显的先天不足。当然，“举国体制”的独特魅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湾区经济的功能，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与完善程度，无论对湾区自身发展还是其功能的发挥，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制约。

　　其次，尽管中国三大湾区经济带已经具有超越其他区域和城市得天独厚的要素吸引力，但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我国三大湾区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优质人力资本的吸引力，由于受到来自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制约，相对来说还不够强劲。人力资本是湾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不仅拥有众多世界著名高校，也高度集聚了全世界的人才资源。如旧金山湾区，是世界最重要的科教文化中心之一，拥有斯坦福和伯克利等世界著名高等学府，有逾百位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图灵奖得主在湾区工作或求学。我国的三大湾区虽然拥有较多国内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了国内的大部分人才资源，也吸引了部分国际人才；但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缺少国际知名高等学府，同时也就缺乏集聚、吸引国际一流人才的源于社会内在机制的“虹吸力”。

　　第三，尽管中国三大湾区经济带是中国最开放的区域，但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我们市场的开放度大于社会的开放度，因而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开放、国际化是湾区经济的共同属性。尽管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外市场，也有令人欣喜的贸易总额与顺差的势态，但文化的多元性、人力资本的文化差异性与国际化，是湾区经济得以持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擎，并且是不断释放吸引要素走进来的“回流效应”和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的“扩散效应”的关键。如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硅谷，60%的工作人员回到家里讲自己国家的语言，50%以上的专利来自移民和外籍研究人员。国际化不只是国际贸易，没有全方位要素流动的国际化，就无法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获得一定的话语权。

　　此外，尽管我国三大湾区已经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但相对世界著名三大湾区而言，我们国际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还在确立之中；而且我国三大湾区之间在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上也不平衡。国际交通枢纽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积淀的结果。同时，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也将会使原有的结构布局发生改变。在这一点上，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而带来的变化。但我国湾区与湾区之间、湾区内部不同城市之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则是直接影响湾区对外开放与发展速度的重要制约因素。区域公共物品的提供，首先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制度束缚。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把政府行政体制机制的改革提到深化改革的议程上来。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对外开放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也正在以坚实的步伐走进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中，并在其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不断深化改革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湾区经济不仅是一种新的开放模式和发展理念，是继特区、自贸区后出现的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区域引擎，而且还肩负着探索国际间区域合作的可行模式，探寻共同繁荣、分享发展的有效方式，开拓以开放促改革的制度变迁创新路径之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