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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定价体制改革不可松劲
乔金亮
//www.auribault.com 2017-12-14 来源: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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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在相时而动、顺势而为,以最小的调控成本,最大限度唤醒市场机制的活力与纠错力,提升微观主体的“自愈率”

  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并且提出“宏观调控有度”的要求,内涵丰富,意味深长。“有度”意在适度。相对无度、过度,科学有效、张弛有度的调控,划定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边界,为市场和企业创设良好的环境。十八大以来这一轮调控,总的特征是“稳中求进、有所作为、量力而为”,核心是平衡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关系,突出实施“力、度、效”,打准政策“组合拳”,临危不乱,该“稳”的稳定住,该“进”的进到位,优化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调控范式。本质上讲,对“度”的拿捏包括对精度、力度和效度的准确把握与娴熟运用。

  精度,是指明确调控方向,强调靶向治疗、精准施策。比如区间调控,与以往的保底线不同,首先要测算出合理区间,增速接近上限时侧重防通胀,接近下限时侧重稳增长,而在区间内不搞大动作。比如定向调控,不大水漫灌,不撒胡椒面,针对“三农”、扶贫、中小微企业、实体经济输血“补短板”。比如相机调控,讲求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房地产在一、二线城市虚火旺盛,需“去杠杆”抑制泡沫,在三、四线城市过量开发,需“去库存”消化供给。调控有精度,反对平均发力、分散压强,应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统计基础上,不断细化政策类型,切实提高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准确性。

  力度,是指细分调控类型,必须分清主次、判别轻重。冷静观察“时”与“势”,要调查研究不同问题性质,切忌蛮干硬上。对正常增速换挡,须遵循市场规律,保持一定容忍度,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对一般市场波动,做足政策储备,不打强心针,鼓励微刺激,多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对苗头性、倾向性和潜在性风险,需积极主动作为,防患于未然。对看准了的问题,需一抓到底,当前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调控有力度,不能过早、过密、过频,也不能偏缓、偏松、偏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坐失时机,该淡出时别犹豫,不拖泥带水。

  效度,是指注重调控实效,要有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市场失灵处便是政府作为时,但不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弥补式”调控。“引导式”调控更重视预期管理,通过政策基调的稳定、与市场沟通的改善,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给企业足够时间来反应,主动调整商业行为。所以,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一有风吹草动就急下猛药,不要纠结一时一地的得失,衡量调控效果完全可以置于更长的时间轴上,关键要把握好时机和节奏,相时而动、顺势而为,以最小的介入成本,最大限度唤醒市场机制的活力与纠错力,切实提升微观主体自行走出低谷的“自愈率”。

  用改革的方法进行调控,靠制度的优势熨平周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的鲜明取向,构成了“有度”的另一层深意。面对金融业监管空白、监管叠加,单一货币政策效果有限。货币政策与“总体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双支柱”框架,能更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放管服”放水养鱼、改善营商环境,事实上“降成本”,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好转,催生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去产能”不能片面讲市场说了算,要有保有压、实施差别化信贷,不让僵尸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驱逐良币”。这都是对社会生产力束缚的冲破,是把体制机制完善、改革红利释放融入宏观调控创新中。

  新时代,新征程,新调控。战略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货币政策慎开信贷闸门,财政政策遏止举债冲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转向普惠性功能性,区域政策细化、优化、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不可无为而治,也不能大干快上,而要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事有度、处事有方。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建立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协调机制,推进国际间协同联动,注重目标手段衔接配合,丰富、健全工具箱,加强机制化法治化建设,提防可能的“黑天鹅”“灰犀牛”与“蝴蝶效应”,我们定能打赢引领新常态的下半场,战胜历史交汇期的新挑战,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步前行。当前的粮食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既包括品种结构不合理,如大豆供给不足、谷物生产过剩,也包括成本高企、价格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价格机制和收储制度不改革,农民生产的粮食国家“照单全收”,就不会有动力优化种植结构、提高粮食品质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其中,库存较多的玉米继续调减,市场短缺的大豆继续增加。此前,国家发改委首次调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打破了12年来持续上涨或持平的态势。对此,一些人产生了“粮食价格改革可以松口气”的思想。笔者认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粮食定价机制、补贴政策改革更不能松懈,重构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势在必行。

  为保护种粮积极性,我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价格补贴政策,经过10多年的演变,覆盖了多数大宗农产品。当时,这对于促进农产品产量增长、农民收入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价格补贴政策也逐渐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部分农产品库存积压,“国货入库、洋货入市”,价格倒挂,财政压力过大,农业竞争力下降。

  对此,国家启动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分品种推进。2014年和2015年,分别对棉花和油菜取消了临时收储政策。2016年,对东北四省区玉米取消了托市政策,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政策。数据显示,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合理调减,农民获得了一定财政补贴,更重要的是取消玉米政府定价后,活跃了多元化的粮食收储主体,调动了加工企业的积极性,解决了价格倒挂的问题,也明显缩小了国产玉米与进口玉米的价差。

  改革越往后,骨头越难啃。目前,推进小麦和稻谷的定价机制改革摆在了人们面前。稻谷和小麦是主要的口粮作物,也是种粮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底小麦和稻谷的库存,将分别超过全年消费量的80%和70%,远远高于国际标准。在最低收购价影响下,我国小麦和大米的平均价格,比进口到岸完税成本价高出约三成,致使入库小麦和稻谷难以顺价销售,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加大了亏损风险,而且已经面临销不出、存不下、购不进的局面。

  可见,当前的粮食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既包括品种结构不合理,如大豆供给不足、谷物生产过剩,也包括成本高企、价格缺乏竞争力的问题。理顺农产品价格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实现农业的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价格机制和收储制度不改革,农民生产的粮食国家“照单全收”,就不会有动力优化种植结构、提高粮食品质。因此,小麦和稻谷的价格改革不能回避。

  稻麦托市政策的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多元收购的原则,积极推进。考虑到稻麦的特殊性,其推进应遵从三个原则:一是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做到口粮绝对安全;二是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由于小规模种粮农户将长期存在,改革不能影响其基本生计;三是全球化不可逆转,补贴应遵守世贸组织的“蓝箱”规则。要理顺价格、活跃市场,促使稻麦生产从片面注重增加产量转向注重品质、提高效益、按需生产的良性轨道。

  在粮食连续丰收的背景下,要区分产量和产能,今后粮食产量主要由市场决定,在一定水平基础上,可高可低、能增能减;产能则要稳步提高,通过管住耕地红线、加强科技投入,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要区分价格和补贴,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引导生产;把隐含在托市收购价中的财政补贴抽出来作为收入补贴给农业主体。最终目标是实现藏粮于地保产能、适当储备防风险、面向市场调结构、改革机制减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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