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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我思：让法治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系列谈

//www.auribault.com 2014-12-23 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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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不高兴”

　　忍字心头一把刀。最近，我的心里就有这样一把刀，隐隐地不痛快。

　　出差归来，搭乘机场巴士。巴士从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开过来，司机以“门坏了，打不开”为由，拒绝了我把行李放进行李箱的请求，无奈之下只能忍着腰疼把行李搬上车。终点到了，我无意中发现，司机在驾驶位上按下按钮，行李箱门竟毫无障碍地自动打开，有人取走行李，大巴扬长而去。

　　事后思量，我当时就该拨打投诉电话。或者，机动车不能“带病”上路，在机场就应该坚持要求把行李放进行李箱，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景不外是：司机妥协了，打开行李箱；司机不妥协，我也不让步，车上的乘客着急了。我相信，较真的行动会告诉司机及旁观者：有人盯着呢，做人要诚实。可当时我又从何断定司机在说谎呢？

　　日常生活里，碰到大奸大恶之人的机会不多，遇见的通常是司机这样的人。而看不见最终结果的小恶小坏，往往会酿出恶果。上个世纪60年代，一场对一个纳粹军官的审判，让一位政治思想家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谁该对600万犹太人失去生命负责？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每一个未曾制止或参与了纳粹暴行的普通德国人，也许这位德国人只不过仅仅看着别人或自己执行了驱赶犹太人的命令，这就是犯罪链上的一环。不限制或直接参与显而易见的恶行，就是“平庸之恶”。抵制或拒绝它，是件知易行难的事。秉承“退一步海阔天空”处事原则的中国人，尤其困难。我们遇事，第一选择往往是能忍则忍，息事宁人。可刀在心上，结果人人不痛快，个个压抑。早在1984年，就有人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她展示的某些人种种自私懦弱之相，在如今的我们身边，依然不时闪现。

　　好在与30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生气”了。比如一位叫何奎的火车旅客，因拿不出车票，被工作人员拦在出站口。出示身份证、购票短信，展示邮件，一切信息皆能证明是购票乘车，但他仍被要求全额补票，理由是铁路部门有规定。何奎在补票出站后，不想咽下这口窝囊气，一纸诉状把铁路部门告上法庭，赢回了自己的补票票款。

　　何奎选择“不忍”，购票实名制和网络支付为他提供足够证据，利用法律，他成功讨回公道。何奎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向有关部门的不合理规定喊出“我不高兴！”尽管目前有关部门依然“嘴硬”不认错，但这声警示，他们定然不敢充耳不闻。

　　历史的进程，有时候就是因小人物的“不高兴”而改变。“她静静地坐在那儿，然后世界就为之改变。”1955年12月，厌烦了每天遭受不公平对待，一位黑人妇女在美国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拒绝为白人男子让座而被逮捕。几天后，这位裁缝女工拒绝缴纳罚款，在法庭上公开挑战种族隔离制度。数千名黑人站出来声援这位叫罗萨·帕克斯的女人，大家自发地拒乘公共汽车，直至一年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违宪。

　　帕克斯不是一个人战斗。在我们身边，挑战不公的人也不孤单。对包月流量月底清零的做法，手机上网用户意见很大，多人多次将运营商告上法庭。官司虽然输了，但运营商也不敢胡抡“国际惯例”大棒，在推广4G业务时，对流量采取了要么季度清零、要么年底清零的变通做法。

　　当小人物“讨厌屈服”时，要求解决问题的诉求，往往就是推动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在完善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当更多的人有勇气大声说出“我不高兴”时，或许，一个时代由此开启。（杨兆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