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澳门特区将继续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建议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非永久居民5400元，分别较今年增加1000元及600元。就此，有内地专家学者指出，不论穷人、富人都发钱，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当运用，是一个懒政的方法；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是保低，而非普惠，澳门的做法即便是对内地某个省或市，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见11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有关专家学者的说法不免绝对，事实上，2008年，广东东莞“受澳门特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红利的启发”，向本地户籍市民派发每人千元的红包，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从2010年起，海南三亚市政府也给市民派发红包，今年下半年涨到每月60元，派发对象包括本地户籍和非户籍就业人员等全体市民，以应对物价不断上涨。

    综观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东莞、三亚等向百姓派发红包的情况，大抵有三种主导因素：一是鼓励百姓消费，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二是帮助百姓应对通胀压力；三是政府财政盈余。因此，在政府部门派发红包过程中，多是面向全体市民，且不区分穷人与富人。

    事实上，无论哪种类型的政府部门派发红包，都跟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冲突，而仅仅是制度化社保体系之外的社会福利补贴，涉及所有人的福祉诉求。

    澳门特区连续几年向市民派发红包，属于财政盈余型派发。2014年澳门特区预算收入估计约1536.2亿元，而现金分享计划的开支只占收入的一小部分。澳门特区除现金分享计划外，还出台了电费、教育、看病等补贴政策。而与此同时，澳门特区实行“双层式”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全民社保”之外，政府还为每名居民开设了保障户头并注资，医疗保障也较为健全。

    由此可见，对于派发红包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社保是社保，红包是红包，二者并行不悖。把本就具有普惠性质的红包派发，放到社会保障的框架中去评判，甚至定义为懒政，实属偷换概念，误导舆论。在我们致力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过程中，需要借鉴一些外来经验，并依据国情选择性地吸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