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是浙江大学120周年的校庆日，这一天浙大接受了一家校友企业11亿元的捐款，造就了中国高校史上单笔最大捐款。一时之间，高校捐款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高校捐款谁来捐，如何捐？对于我国社会及高校自身来说，捐赠仍属新鲜事，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2015年，财政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提出要引导和激励中央高校吸引社会捐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指出，要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并且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包括自主确定收入分配，自主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这些相关政策的颁布，正显示出社会捐赠制度性建设背后的深层次诉求乃是高校体制的转型与变革。

　　社会捐赠的意义不应只是聚焦在资金数额大小上，被高额的单笔捐款吸引眼球，反而会误导公众对于高校捐赠的认知。从高度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向国家财政拨款、学费、社会服务费、校办产业收入及社会捐赠等多方面收入转变，高校改革中的软硬件相互联动，需要的是高校自身拿出过硬的决心和更具操作性的实施计划，而非集中在校庆的时候搞几个富豪校友拿几笔巨款“充充门脸”，在平时却依赖财政拨款，仍停留在“等、靠、要”的老观念中。

　　据统计，国内2000多所高校中，有426家成立了教育基金会，设置了专门的捐赠和校友工作部门。但在基层部门中，相关工作的开展力度却远远不够，这就使得吸收捐赠的途径方式单一，募款对象仅限于少数富豪校友，个人和组织参与度与积极性低、高校自身又缺乏完善的捐赠体系约束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多种原因之下，高校捐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重点大学的“精英们的游戏”，而为数众多的普通大学乏人问津，普通校友也极少参与其中。

　　高校捐赠为什么做得不好，做得不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高校行政化管理，使得高校不用“吃捐款饭”，高校也就缺乏相应动力。据了解，在美国，校友对母校的捐赠是仅次于基金的第二大捐赠收入来源；其中来自个人的捐赠约占全部捐赠基金的44％，形成了高校捐赠基金的第一大来源。所以，高校必须建立和维护好与校友、非校友个人、基金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才能够获得来自社会的捐赠基金。

　　而在目前高校改革的形势下，我国高校既然需要实现收入方式的转变，就应该在学校开源和融资方面下更多功夫，设置开源团队扩大学校收入来源，行政管理和服务团队配置好各方面资源，为教学、科研、学生提供更多服务；教师和研究人员则专注于高校核心功能，保证教学，提高科研能力。各板块各司其职，并有机互动，使学校既非被利益捆绑，又能保证其社会效益的发展方向，从而带动高校制度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此外，高校捐赠不能仅仅依赖富豪，而应该重视普通校友的捐赠。数据显示，与国外知名高校普通校友捐赠占大头相比，我国高校的校友捐赠比例仅在1%~2%，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令人深思。事实上，薪火相承作为一种价值引导，并非干巴巴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是知识传承中带有人情味儿的经验传递。轰动一时的张磊捐助耶鲁大学的事件中，张磊表示对耶鲁大学曾在其创业之初对他进行资金资助饱含感恩之情，而这也可看作是学校感恩文化中的一种具体交流。

　　笔者曾在自己母校的网页上查询过自己的就读信息，却一无所获，然而官网头栏却不断滑动着学校里毕业的明星校友，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试问，如果在高校就读多年，却毫无“存在感”，只做技能培养，却并无情感维系，学校遇上校庆等大事，想到的也只是知名校友，一名普通校友又如何会自发向学校捐款呢？或许，作为一种情感纽带，高校捐赠也为高校文化的培育敲响了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