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教委公布《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区、各中小学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依法依规及时有效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建立健全应对突发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意见》中还提到，将采取多种措施强调教育惩戒威慑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学校不准对学生进行体罚和变相体罚，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很多老师已不敢再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甚至连正常的批评都变得奢侈，而是一味实行“赏识教育”。对严重违纪的学生，多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轻描淡写处理一下，以求息事宁人。这导致有些学生的不良行为习惯无法得到及时纠正，助长了他们的恶劣习气，像校园欺凌事件屡禁不止就是例证。

　　事实上，任何一起校园欺凌事件都有一个从轻微到严重的发展过程。倘若老师能及时运用惩戒权，往往就能将处于萌芽阶段的学生之间的矛盾扼杀于襁褓之中，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之所以“谈惩色变”，是因为往往将惩戒等同于“体罚”。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体罚是野蛮地以罚代教、以暴制暴，使之不敢再犯；惩戒是文明地以爱育爱、以善培善，使之不愿再犯。其实，欧美、日韩等国的法律法规都有关于教师惩戒权的规定。

　　教育惩戒权是个争议话题，很容易招来质疑。这因为惩戒教育本身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键在于惩戒的范围、方式和尺度的把握，把握不当，没有一个细化、翔实的规定，惩戒与体罚将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既不利于教师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也不利于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此前，青岛市政府发布地方性规章《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明确了中小学可以适当惩戒学生，但是对于如何“惩戒”仍缺乏明确的规定，自然也不便于执行。

　　近些年来上演的校园欺凌事件，或许正是惩戒教育缺位酿下的苦果。在“应适当赋予学校与教师惩戒权”呼声日高的当下，北京、青岛等地率先付诸行动，把惩戒教育写在学校管理的规章上。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并不多，只是希望进一步明确惩戒权的范围、惩戒的方式、惩戒的度，以及明确恰当的惩戒方式，这的确非常必要。

　　一方面，要想使教师理直气壮地使用惩戒权，那就将惩戒内容、惩戒方式细化，在设置惩戒手段时，要结合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既要保证教育惩戒措施合乎法度、行之有效，坚持适度原则；另一方面，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要用不同的惩戒方式，比如小学生可以适用这几种，中学生又可以适用其他几种方式。明确了惩戒主体、惩戒方式、惩戒操作程序、惩戒的适用条件范围、惩戒的度等，才不会出现“误导”，也才能起到教育效果。

　　当然，仅仅明确惩戒范围等内容还远远不够，让家长参与到惩戒之中，是破解惩戒被当成体罚或者变成体罚难题的重要思路。让社会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让家庭扮演应有的家庭角色，两者合璧，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教育的提升。将教育惩戒权导入科学而合理的轨道，使之更具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进一步细化相关标准，厘清惩戒权的范围、方式、力度。如此，方能使惩戒权既发挥出“因惩而戒”的威慑作用，又不伤及学生的人格与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