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晋升要参考是否孝敬父母，标准由当事人父母说了算。19日，11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提交“关于重建道德、引领诚信与文化创新并重的议案”。议案提出，应将孝敬父母作为晋升的依据之一。（1月20日《北京青年报》）

    将孝敬父母作为晋升的依据之一，在现实的吏治中并不缺少实践。比如，三年前河北省魏县就曾将其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内容，公务员要想升迁首先要有父母的德孝证明，开了官员孝道列入考核的先河。姑且不论其成效如何，作为强化正确的社会导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德与孝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有着浓厚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在当今物欲横流的背景下，领导干部重权在握，德操频频失守已经是个不鲜见的现象。所以，在选人用人的导向上，德与才的取舍，在不能兼备的情况下，公众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德，毕竟有才能成事更能坏事，无德的制约不但成本过高，一旦失控的风险更大。

    对于德的判定，家庭生活中对父母的常态表现，从中可以洞见“庐山真面目”。如同小家不治何以治天下一样，作为公职人不能善待自己的父母，能够善待群众必然是一句空话。恪守孝道不见得就忠于职守，但是不恪守孝道的肯定不会忠于职守。所以，将德孝引入党员干部任命的考察，具有比较强的操作性，会对干部的任用起到一定的把关作用。

    此外，将德与孝引入吏治，更主要的是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德孝为先的文化氛围。社会的发展使得传统优秀道德赖以生存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差。如此背景下，注重对干部德孝操守的培养，本身也是治理社会的一种信号，强调大家都要孝敬父母，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来加强社会道德重建。

    当然，将德孝引入吏治，在面对权力与利益的问题上，其父母很可能会算个小账，权衡得失，对个人德孝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亲亲相隐”的方式，将不孝说成有孝，将小孝说成大孝。这也是德孝治吏从必要性走向可行性的关键难点所在。因此，德孝在考察的具体操作上，该如何开展、如何甄别，必须建立合理的程序，比如要把功夫花在平时，又比如多听听邻里的意见等，避免形式化的倾向，不能唯“父母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