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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黎嵩：长鸣120年的甲午警钟

//www.auribault.com 2014-07-29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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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反思甲午之战，并非煽动仇恨，鼓荡复仇情绪，而是铭记我们这个民族用血泪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涵养和平理念，孕育理性精神，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无论于民、于国、于内政、于外交，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丰岛海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曾提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不是8年（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也不是14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而是自甲午战争开始的51年的时间。今年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日之间因战争而遗留的诸多历史问题，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鼓荡之下，甚嚣尘上，造成两国之间矛盾不断，而国人也开始自发地反思120年前的这场战争。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渐进式改良的终结，同时也为42年后日本的全面侵华埋下祸根，正是中国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成为日本现代化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120年来，国人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片面而全面，由浅层而深层的过程，到今天人们已经接受，甲午之败是满清王朝政治体制的失败，一个朝野上下充满腐朽气息的国家，无法最终赢得一场具有历史关键意义的战争。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王朝用了30年时间革新自强，开明官僚纷纷办洋务，希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同文馆、办学堂、办船厂、办制造局，以红红火火的近代军事工业为首，拉开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序幕。然而，这场洋务运动，自始至终在思想层面并没有取得全体精英阶层的共识。一场战争，看似成了各派政治势力角逐的棋局，实则是精英们对于一个大国前景和道路的迷茫。而此时的日本却空前的统一，在邪恶的路径上，少有不同的声音。

　　另一方面，清统治者也因“同治中兴”的迷梦，不但失去了励精图治的精神，更是开始追逐生活上的腐化堕落。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非但没有让他们警醒，反而借办理海防之名，公然卖官鬻爵，使得晚清吏治，一溃千里。“海防捐”所得款项，又多被挪用、挥霍，失尽民心。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晚清的中国，已经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境地。

　　甲午战争之前，清王朝仍然是世界和东方的经济大国与军事大国。这种“大”非但没有帮助清王朝在战争中取胜，反而正是由于这些所谓的“大”助长了国人的自满情绪，增长了朝野罔顾实际、喜好空言的氛围，任何务实的建议都难以被有效采纳。

　　在中国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中，人们坚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句话常被解读为——国人反对以力取胜，反对穷兵黩武。这固然不错。然而这“修文德”三字，更是讲以国内的良好制度、合理秩序，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木腐虫生，政懒民伤，历览中国历史，无一例外都是内忧引发外患，而外患加深内忧。无论古今中外，强国之根本，必在内政之革新。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天我们反思甲午之战，并非煽动仇恨，鼓荡复仇情绪，而是铭记我们这个民族用血泪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涵养和平理念，孕育理性精神，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无论于民、于国、于内政、于外交，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让120年前的甲午成为一面镜子，永远照着后世。

编辑：曹茂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