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崔海容接受媒体采访,就行政审批问题谈到南方某省会城市土地房产部门的一个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元,原因是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打字员就有了谁先谁后打印的选择权,而“搞房地产的老板不差钱,早一天审批过关,就早一天回收银子”。他还表示,行政许可审批,前些年确实较烦琐,比如房地产项目,从征地到房子盖起来,要盖近百个章子,每个章子加盖过程中都可能存寻租的空间。(3月24日《南方都市报》)

　　小小打字员,竟也能受贿数百万元。如此荒诞的现实再一次表明,封闭而繁杂的行政审批体系内,任何一点点权力,都有可能衍生出一连串的设租、寻租事件。公职人员伺机兜售“职务之便”,营商者不惜花钱绕开程序,久而久之,纸面规则几被架空,种种隐匿的地下勾兑,就逐渐成了大家都有“默契”的“办事秩序”。

　　任何形式的权力寻租,其大致逻辑都在于,“人为制造垄断,然后提供一种稀缺性资源。”以本案为例,房管部门指定了专门的“材料打印点”,但现有打字员明显人手不够用。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格局里,本应本着“先到先得”的自然排序原则分配资源,却因为有人暗地拿钱开路,使得整个过程异变成私相授受的“竞价游戏”。可以想象,当刚性的行政审批,因层层加价、环环食利而变得弹性十足,其制度正义性势必遭疑。

　　如果说繁复的行政审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存在,那么疲软的公职人员约束框架,无疑会放大这种“不合理”。诸如打字员一类的一线办事人员可谓数不胜数,若他们无法得到有力监督,则意味着一种集体性沉沦的风险。其后,在公共雇员职业道德有所滑坡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制度成本势必陡增。营商者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买路钱”来打通关节,而这部分“开支”将折算成商品成本,最终由终端消费者买单。

　　恰是有鉴于此,如今自上而下力推的简政放权,以及行政审批的取消、下放,自然而然获得了广泛支持。比照“小打字员受贿数百万元”的极端个例,这一类改革的意义似乎更加凸显。一方面,此类变革旨在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从而释放更多的市场活力和创富热情；另一方面,也是为推动营商道德、公职道德的正本清源,以制度的删繁就简抵御人性善变之恶。

　　过往经验一再证明,行政审批事项的设立,理应回溯到“非必要则不设”的最初标准；行政审批的运作环节,则应确保“服务的充分供应”以及“对执行者的充分管束”。毕竟,只有精简、高效和正派的行政许可审批,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为市场看守者与筛选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