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于去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64万多元。该案于上周五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时叶军承认全部指控，叶军的辩护律师出具叶军单位出具的“求轻判”证明，希望法院从轻判决。 10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对求情公函应提高警惕

　　以公函干预司法审判的行为，在现实中不是孤例。2010年，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发生违法强拆事件，一村民被强拆者棒击致死。死者家属在庭审时发现两份由太原市晋源区政府发给两级法院的函。盖有政府公章的函件称：“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经区委区政府研究，特恳请法院对武瑞军重审量刑时，依法对当事人家属的诉求予以考量。”相关部门发出如此公函，基于的理由不外乎地方稳定、发展的需要，或者提供勤勉证明以求轻判，所不同的是，有的用语比较强硬属于硬暴力，有的则比较隐讳属于软要求。

　　公职人员受贿被拘，违反了党纪国法，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至于如何量刑，当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若有自首等轻判的情节，自然也会被法院所采纳。至于其获得了多少先进，在工作中是否勤勉，跟案件本身并无关联，也不会被法院所采纳，然而何以行政权依然要以公信背书？其护犊的心态昭然若揭。

　　行政权对司法的干涉，既会给法院独立办案带来影响，也会因之而破坏司法公平，从而导致社会不公。违法犯罪者也会因为有了行政权的庇护而逃过处罚，从而有恃无恐更加放肆，不但无以吸取教训反倒更加变本加厉；其他旁观者也会纷纷效仿，并使得行政力干涉司法变得日益严重。没有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法治建设也就失去基础保障。也正是看到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司法的干预危害大、影响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透过“勤勉证明”不难看出，通报和责任追究制要落到实处还存在诸多难度，一方面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对领导干部或者其授权干预司法行为，还没有相关罪名和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也很少有官员因干预司法获罪或被问责。另一方面，从纪律的角度来说，以行政内部的约束机制去保障，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谁来发现，如何发现和怎么处理，都缺乏明确的细则，往往是要求的多而落实的少。若不能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那么“勤勉证明”式干预就始终难以禁绝。

　　对“勤勉证明”式干预应提高警惕，由此暴露的制度性缺失更值得重视。以单位名义的证明，是否属于对司法的干预，还需要得到明确；同时，如何建立司法与行政的衔接，让“开公函求情”式的行为，被及时曝光并得到有效处理，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若是没有发现机制、介入机制和惩处机制，干预也就干预了，并无任何可以预期的风险，那么司法公正与法治建设，就将沦为一句空话。唐 伟

　　公函求情，有无私心

　　就算证明文件上堂而皇之地盖有单位的印章，做出求情决定、开具证明的也不是单位，而是活生生的人。为涉嫌受贿的同事开证明“求轻判”，这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值得探讨。

　　有网友就揶揄说，这该不是有领导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担心把自己交待出来吧？说实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还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当前反腐败的高压之下，直接想办法“捞人”可能会暴露自己，不做出表示又怕对方“竹筒倒豆子”啥都说出来，于是用公函求情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个稳妥的办法。

　　另一种可能，则是传统的人情因素在作怪。比如在凤阳县国税局系列贪腐案中，凤阳县国税局就曾专门开具证明送至法庭，表扬两位副局长被告“平时工作突出”。据该县国税局长解释，“开证明是不想让家属觉得单位没有人情味，让他们心寒。”当然，这样出于“人情”开出来的“表现突出”的证明真实性如何，恐怕我们也能想象。

　　更让人担心的一种情况，是官官相护的潜规则使然。同在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今天你进去了我帮你，明天我进去了也会有人帮我，形成这样一个潜规则之后，公权力就沦为官员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和减轻罪责的工具。这时候，为出事的官员求情，实际上也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单位出具证明“求轻判”，这是典型的干预审判，是错误的。这样的常识，那些开证明的人理应懂得。而如果明知是在干预司法而故意为之，则更不可原谅。

　　“公函求情”有无私心？答案不言而喻。虽然是以公家的名义开的证明，但干的绝对不是公事，也不是出于公心，其行为更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这样荒唐的证明未被法庭采纳，理所当然，但对于开具证明的人，也应该有一个说法。否则，类似的闹剧还可能重演。 刘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