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近期发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疾控中心共同研究的报告，其中指出目前全世界的香烟消耗中，中国男性占了超过1/3。“如果中国没有大范围的有效戒烟，因为烟草而死亡的人数将从2010年的100万，增长到2030年的200万，到2050年将增长到300万。”（《南方都市报》11月3日）

　　中国男性烟民占了全球消耗的1/3，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同时戒烟率不到10%又说明，在戒烟的过程中，首尾两端都未能起到把控作用，戒烟的成效并不明显。2012年第24个世界无烟日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烟草销量不降反而增加。而在超过3亿的庞大烟民数量中， 调查显示，中国13至15岁在校初中学生现在吸烟率为6.4％，10个男生中就有一人吸烟，部分省份初中学生烟草使用率甚至高达20％左右。

　　戒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加之其关乎公众健康与公共利益，因而广受社会关注。同时，作为烟草公约的缔约国，禁烟也是中国应尽的一项国际义务。然而，与戒烟的严峻形势相比，在控烟手段上却处于棉软无力的状态，禁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很多地方进行了控烟的地方立法之后，长年却没有一张有效罚单开出，各项管制措施成了事实上摆设。

　　即便“史上最严”的北京控烟新政实施以后，效果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之所以如此，根子上还是出现在思想认识上，究竟是吸烟权重要还是健康重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也未能成为有效的举措。比如在烟盒上印上醒目的警示图片，都一直未能付诸于实施。同时，在功利的税收偏好下，控烟的利益考量太多而缺乏坚定的决心，从而导致很多举措有名而无实，无以达到最基本的教化、警示和惩戒作用。

　　禁烟态度的游离不定，跟烟草的税收贡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至于烟草官员可以训斥控烟机构“控烟就是买国”。从短期看，控烟对税收收入会带来影响，尤其是一些烟草主产区，由于其烟草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比较重，因而对控烟也持反态度。从某种意义讲，这样的路径依赖如同毒品一样，容易让人有欲罢不能的成瘾感。然而事实上却是，无论经济净福利，还是社会净福利，烟草的贡献率都是负数。世卫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以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为基数，那么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烟草税的2.8倍来为其带来的健康危害买单。其实，我们在用今后的公众健康和公共福利，在为今天的既得利益而买单。

　　如果把这种场景用“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进行描述，显然就不难理解。事实证明，这种模式不但难以为继，也会形成极大的成本陷阱和风险。但如何进一步提高认识，并实现价值取向的调整，应当有更为刚性的举措才行。如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一样，对于烟草的态度也需要进行重新的定位。或许，把健康纳入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标准，实行更为严格的考核标准，让起到主导作用的政府先行一步，当为控烟举措的优先方向。

　　在此基础上，出台全国性的控烟法律应及早摆上议事日程，并制定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很多事实证明，在烟盒上印刷因吸烟造成的患病器官的局部特写警示，会让很多吸烟者望而却步。因而在技术上，当把烟盒上印上警示标志尽早付诸实施，同时不断通过加税而提高烟草的价格，使之达到“望而生畏”的地步，以有效改变时下“变相补贴穷人吸烟”的状况，让增加的税收作为控烟的经费，如此多管之下，控烟才会获得理想的效果。（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