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上午，无界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题为《六十多名“河北卓达集团”人士围攻无界新闻北京办公室》的文章，引发关注。事发于11月10日上午9点许，一群自称与卓达公司有关的不明身份人士，约六十人，来到位于朝阳区泛利大厦的无界新闻办公室。北京朝阳区泛利大厦的无界新闻办公室，一时成为新闻事发地。（综合11月10日澎湃新闻网、紫荆网）

　　记者节刚刚过去，记者权利再次得到重申，但侵害记者权利的事情，似乎从未间断。记者被打，早已不是新闻——陕西潼关国土局长组织围殴记者、上海女记者陶邢莹遭大连足协负责人殴打等。而“围堵新闻单位”，似乎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霸王集团就被指围堵《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后多次辩解，一会儿称是个人行为，一会儿又称是拜访；如今，这又增加了新的案例，无界新闻北京办公室遭不明身份人士“围攻”。记者权益的逼仄，由此可见一斑。

　　仔细审视这起事件的脉络，不难发现事情的整体构建。先是记者采写发布监督新闻，发挥自己的监督权；然后当事企业非常不满，继而便有不明人士“围堵”新闻单位讨说法。

　　而事实上，因为监督新闻引发的争议，这些年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而如何处理这样的争议，各地也不尽相同。但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处理，这背后钱权当道者意图或已经对舆论监督进行的破坏，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网友实名举报人大代表朱文臣一事，地方不仅无视舆论不予回应，反而是媒体被噤了声。这也让人感叹，舆论监督是不是进入寒冬了。这样的拷问，暂时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仍然记得美国的开国元勋麦迪逊说过，“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置换在此事上便是，“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记者了。”但很遗憾，现实中仍然有许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事故、非法集资事件等，每一次，媒体都冲在第一线，最终助推事情得到解决，让民众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一直以来，舆论监督的积极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小的错误，这是无关紧要的。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所言，“媒体不是中纪委、不是审计署、不是调查组，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说得对。”这方面，1964年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便是经典案例，那就是确保了记者的权利，美国最高法也就此确定了“实际恶意”，即除非相关方面能举证媒体是“恶意”的，不然，即便报道出现个别瑕疵，也不改被谴责。这样的基本原则，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除此之外，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曾发表《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的文章，其中指出，政府不能“防火防盗防记者”，而应主动和媒体多说话，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话用在企业上，同样是适用的。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也应学会与媒体“坐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围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用粗暴的方式将媒体逼到墙角，必然是没有赢家的博弈。

　　置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审视，今天，卓达集团“围堵”的是无界新闻，若没有得到应有的追责，没有形成足够的震慑，那么下一家被“围堵”的新闻单位是谁呢？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现实的合理推测。这就是说，对于围堵媒体的乱象，法律必须亮剑：对于被报道单位与新闻机构之间的是是非非，法律完全可以评判；而就不明人士“围堵”新闻单位而言，便有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之嫌，若能论定，一定要追究始作俑者的刑事责任。而这，仅是对遭遇惊吓的新闻工作者最底线的正义。（杨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