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德州武城的张先生，是一名私营企业的小老板，最近，他遇到一件烦心事儿：莫名其妙的电话骚扰，铺天盖地而来，这不仅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公司日常的业务，都因此停滞。他向武城县公安局的民警求助，民警却说：“我们就是不能解决这么（个）问题。”并建议张先生换手机号。

　　有句话，叫作“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甚至还被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挂在办事大厅里，刷在街道的墙上，印在宣传单上。德州武城县的民警们对这句话恐怕也不会陌生，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宣传日，他们还以此作为口号宣传过自己。可是，为什么当群众真的遇到困难了，“找警察”却不管用了呢？

　　是这点小事不算“困难”吗？骚扰电话已经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并且靠自身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又涉及对钱财的敲诈，这不是“困难”是什么？是“困难”太小了吗？当事人的正常工作、生活都受到的影响，这“困难”还不大吗？况且，宣传的时候也没有对“困难”的大小做界定的呀！

　　当事人虽然使用的是某个软件作案，虽然在微信上用的不是实名，但毕竟在网络上留下了痕迹，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一步步追查下去，也非不可能完成的难事。其实，武城县公安局的民警们不肯接这个“单”，恐怕不是认为这个“困难”太小，而是这个“困难”太大，或者说，这个“困难”解决起来太麻烦，不仅麻烦，还没好处——涉案金额太小，花费工夫不说，即使解决了，也很难成为立功受奖的成绩——付出与获得不相符，积极性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他们大概忘了，纳税人已经并且一直在为他们的工作付着费。也难怪有人建议政府服务性部门办事全部改成支付宝付费，或借鉴淘宝卖家评价体系，由被服务对象对办事人员进行评价，并最终纳入各种考核。如果是这样，面对上门求助的群众，武城县公安局的民警们恐怕就不会对群众的困难不管不顾了吧。所以，说到底，是考核机制出了问题。

　　其实问题很简单，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只需回答两个问题即可：如果公安局的局长遇到同样的问题，办案民警会建议局长换号了之吗？如果是县长、市长遇到同样的问题，办案民警也会建议县长、市长换号了之吗？如果是，老百姓也就无话可说，如果不是，那么，请办案民警遵守自己穿上警服时“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好好地把困难给群众解决了。

　　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解决激励机制，或者说惩罚机制问题，以从制度上解决不把群众的“困难”当“困难”的问题。（张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