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明确：鼓励紧急现场救护。鼓励经过培训、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对急危重患者按照急救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同时，强调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因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的，经过合法程序认定，由政府予以补偿。（《新闻晨报》11月17日）

　　紧急现场救护的重要性，通过诸多例子可以说明：2013年，在武昌地铁2号线光谷站出口发生感人一幕：一名小伙不幸晕倒在地，正好路过的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生哈马德见状，毫不犹豫地上前施救，让小伙在现场苏醒过来。让哈马德他感到奇怪的是：围观的人群中，有的在拍照，有的在拍视频，还有的在打电话，就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施救。2014年2月17日，一位女白领突然晕倒在深圳地铁的通道里，在120急救车到来之前的50分钟内，竟然没有任何人对她采取有效急救措施，120到达现场时患者已经死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同“见扶不扶”一样，紧急现场救护也面临着“当救不救”的道德困局。

　　这其间虽然有“不会救”的能力问题，但更多还是“不敢救”的态度问题。救人之后被讹诈怎么办，如果出现了损害事件又如何处理，诸多顾忌让每一个想冲上前去的人，都会投鼠忌器，于是他们往往会选择拍照，拍视频或者打电话，甚至呼叫别人上前，但自己就是不愿伸出援手。对此，曾有媒体做过现场调查，“怕承担责任”成了很多人不实施急救的理由。因而，出台“好人法”给公众顾忌松绑，让好心人在公开场合无偿施救时免遭讹诈已无可回避。

　　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解春称，中国公众的急救技能普及率不到5%。相比之下，在美国，这一数字为85%，法国为40%，新加坡为30%。公众急救技能的普及率跟“是否愿救”的意愿密切相关，比如，《好撒玛利亚人法》在美国案例法中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早，并通过“免责式保护”而给公众权利松了绑。通过法律的保护式鼓励，让公众的急救技能的普及率得到了极大提升，公众急救的意愿日益强烈，“见危而救”已然成为一种习惯性常态。反观国内，在“见扶不扶”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紧急现场救护也难以摆脱“见急不救”的尴尬。

　　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意味着，无论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损害，都将由政府全部买单，从而实现了个人的“零风险”。这样的兜底保护可以说是释放了最大的善意，也是对紧急现场救护的最大激励，体现了公共责任应有的担当。事实上，当紧急救护本身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并成为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一部分，为其后果买单本就是社会共治的一种延伸。近年来，从各地见义勇为立法的保护条款的扩大与深化，再到北京、海南、深圳等地将“好人法”原则纳入急救立法，折射的是一种公共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升级。

　　急救也好，救助也罢，社会问题最终还得整个社会来解决。“见扶不扶”的道德困局，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用法律的手段去引导、保护和激发道德责任，是公共责任应有的担当，也公共管理伦理的体现。只有通过立更多的“好人法”去激励和保护好人，那么社会才会好人辈出，能人不断。（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