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司法行政机关还是律协，都无权在法律之外对律师设立新的行政许可。不能以侵犯律师合法权益的方式来维律师的稳，那只会适得其反。

　　律师出国、参加各类交流活动和论坛研讨会，应提前3日报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协——这是成都市司法局日前出台的一份新规中的内容，该规定题为《关于进一步做好近期律师行业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这一要求几乎在瞬间就引发了律师界的强力反弹，多名律师指称：如此要求并无法律依据，有司法行政机关“扩权”之嫌。就在舆论渐涨之际，12月1日傍晚，成都市司法局发布消息称，经研究，决定撤回有关“律师出国需提前上报”的规定。

　　律师界，尤其是刑辩律师界这些年来不平静。这种不平静，一方面表现为律师界的确出现了几位“黑律师”。对一个职业来说，有那么几个败类，再也正常不过了。这和法官、检察官群体也有腐败分子，也不乏违法犯罪的个案一样。律师从来不享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甚至刑事法律对律师还“格外关照”，比如专门为律师“量身定做”了“律师伪证罪”。但是要看到，这一“不平静”，实在构不成行政部门要对律师群体进行“维稳”的理由，也不能就此增设新的行政许可。

　　律师行业不平静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律师身份变迁之后，给司法行政部门带来了监管上的难题。1979年，《律师工作暂行条例》颁行。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律师被定性为“国家法律工作者”。顾名思义，律师的职能在当时就是代表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律师和其他公务员一样，受行政机关管辖。

　　但到1996年《律师法》颁布，律师的性质有了根本的变化。“社会法律工作者”取代了“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成了独立执业者。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律师代表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公众，而是委托他的当事人。律师的管理体制也从过去的司法行政部门直接管，变成了“监督、指导”。既有权力的失去，对司法行政部门来说，总是显得有些不情愿。于是，想尽办法“扩权”，就成了一些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的选项。

　　对于公权力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不管是司法行政机关还是律协，都无权在法律之外对律师设立新的行政许可。不管这种许可是不是基于安全稳定的目的。去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这一条当然也适用于律师。要做好律师行业的安全稳定工作，就得先维好律师的权，而不能以侵犯律师合法权益的方式来维律师的稳，那只会适得其反。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