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吹走”重重雾霾，北京市计划构建5条宽度500米以上的一级通风廊道，以及10多条宽度80米以上的二级通风廊道，形成一套完整的通风廊道网络系统。北京市发改委近日发布的这一消息，招致舆论争议。作为一项重大公共决策，这些廊道是否有充足科学依据，其投资建设有否经过必要论证，又会否对周边地区和民众产生负面影响，都还是未竟之问。

　　但同小区“拆围墙”之争相比，“吹霾管”遭受的风波还算平静。《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已有数日，针对其中“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舆论争吵远未终止。这项事关长远的公共政策，其出台后遭遇的反弹，或许完全出乎最初预料。

　　站在专业立场上，建通风管“吹霾”也好，“打开”封闭小区也罢，都代表着一种理论思路。治霾作为全国性难题，探索一条新路总是好的方向，通风廊道的设想在业内亦不乏赞许。而在城市规划领域，“街区制”和“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更是公认的理想范式。大多数人的疑义不在大方向——对于“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形成完整路网，提高道路通达性”这样的目的，很少会有人说“不”。

　　但公共决策和政策不同于一般专业问题，恰在于其不仅要在专业领域站得住脚，更因涉及公共利益，故需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适用性和接受度。一个好的公共政策不仅能够解决专业问题，还要产生正向的政策导向和社会影响，并充分体现公共利益。这就意味着，除了一个理想的“终极目标”，更要一个合理的通向目标的过程。若要获得公众对政策的认同和理解，这个过程往往比目标更重要。

　　唯有好的过程，才能通达好的结果。一旦“过程”有瑕疵，结果即便预设得再好，也难免有偏离初衷甚至南辕北辙之虞。看似美好的政策最终却导致“负外部性”，这类教训着实不少，“小区拆墙”就是一例。本来好好的“街区制”，虽未遭受太多直接攻击，却也在舆论纷争中遭到一些误伤，导致共识难以形成。后来人们才知道，“街区制”跟“拆墙”根本就是两回事，一刀切地“拆墙”也不是政策本意，要“取消围墙”还有许多先决条件。说到底，许多担心自家小区要被“拆墙”进而予以激烈批评的发言者，其实陷入了某种“不必要的焦虑”。但试想，如果在政策起草、发布和解释的全过程中充分预判、及早预见并杜绝这类“不必要的焦虑”，这项政策何尝不会获得另一种反响？

　　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时代，公共决策必须吸纳社会多方的民主参与，并排除一切可能导致法律风险的因素，应当成为一切重大决策的基本共识。但这还只是第一步。决策制定完成后的发布、告知和解释，同样大有文章可做。“街区制”也好，“吹霾管”也罢，任何公共决策的目标，不仅要让制订者叫好、让“业内人士”叫好、让专家学者叫好，同样要让公众叫好。而让公众叫好的基础，正是充分的沟通和解释，尤其是对可能引发理解偏差的问题及时坦率说明，从而在一开始就打消不必要的疑虑。

　　就“街区制”而言，舆论沸沸扬扬数日之后，发改委、住建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方在媒体追问下作出相关解释。平心而论，这些解释能在相当程度上打消疑虑，但与汹涌的舆论相比，它们的到来多少慢了一拍。一项政策可能牵涉哪些人群的切身利益，是否会引发焦虑，这些都应该事先做充分的评估和应对预案。前期工作或许会耗费不小的成本，但花下这些必要成本，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焦虑”，将对后续助益绵长。